#摘录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
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深刻矛盾是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一统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

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专业化过程在中国社会发展中举步维艰。一统体制的逻辑有利于推行普遍统一的标准，如度量衡标准，但与专业化逻辑难以兼容。在现代社会中，专业化过程称为培育专业精神、产生共享观念的一个重要渊源。例如医学界的医生专业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医生——病人、医生——护士、医生——医院间的关系，成为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律师、教师、经理等职业亦复如是。专业化发展需要有其各自的专业化过程，从教育、培训、职业自律到专业协会和杂志等一系列制度。然而这些专业化过程有相对独立性，形成各自领域中的专业权威、难以纳入一统体制的挑战，因此产生了制度逻辑的不兼容性。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一统体制的种种实践在削弱、阻碍专业化过程的展开。一统观念制度实际上阻碍或否认了各个领域中建立共享观念的专业化过程，专业组织和活动常常被看作是对一统体制的威胁，从而受到极大限制。专业人员在各种政治教化的礼仪性活动中也必须放弃或变通他们的专业化观念。当一个专业人员（如教授）必须按照政治动员的需要来参加各种教化活动时，他（她）必须把自己的专业价值判断束之高阁，去扮演这一仪式化过程的司仪角色。如此这般，专业化过程不断被打断、被虚化，成为象征性符号，而不是塑造专业化的基本价值和共享观念。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想起丁香医生。。。

依法治国是多年来国家建设的一个主题，但是实际进展步履维艰。从本书讨论的国家治理逻辑角度来看，这是不难理解的。法律制度的核心是一个稳定、刚性的制约机制，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同一标准尺度来衡量裁决问题。这一制度逻辑对于一统体制来说，有两方面困难：第一，司法体制的有效运行需要一系列关于立法、司法、监察和执法领域中的变革，这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立的权威体系，以及相对稳定、非人格化的法律条文的实施。这对“政令自中央出”的一统体制是一个严峻挑战：法律的稳定性束缚了中央政府使用运动型机制的空间和范围，限制了自上而下的动员能力。第二，独立的司法裁决又对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加以刚性约束，从而限制了有效治理的灵活性。在政治运行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地方政府的各种做法（如在拆迁、严打、城管、信访等等过程中的具体所为）常常与法律条文相悖。地方政府的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基层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它们不断地侵蚀弱化法治基础和法理观念。
上述逻辑也可以解释理性化官僚政府发展缓慢的原因所在。在一个按部就班的官僚制度中，官员按章办事，不徇私情，正式或非正式的规章制度趋于成为约束官员行为的官僚“牢笼”（Weber 1978）。如此，官僚理性一方面否认了中央集权任意干涉的权威，另一方面约束了基层官员行为和执行政策的“灵活性”，加剧了一统机制和有效治理间的矛盾。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指出：“所有官僚制思维的基本定式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转化为行政管理问题”（Merton 1952: 360）。在中国政体中我们时常看到相反的情形：政府的一个强有力动员机制正是把有关的行政管理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动员型机制的组织基础是动员型政府，而政府要保持动员的高效率和应急能力，就必须突破按部就班的官僚理性，以政治逻辑代替官僚（行政）逻辑。在自上而下布置任务时，基层官员常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这是一个政治任务，不管你怎么做，都要完成。我们观察到，基层政府在落实、执行自上而下的政策和政治动员的过程中，不同部门、不同科室的人员都会被抽调甚至是全体投入到某项任务中去（如村庄选举、奥运安保、维稳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官僚组织的正式制度不断地被打断、被弱化。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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