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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安徽合肥)联手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陈列了“朦胧诗”后自称的“诗派”60余家。“大展”主持者对当时“民间”的诗歌景观做了这样的“广告”式的描述：“要求公众和社会给以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1986——在这个被称为‘无法抗拒的年代’，全国两千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将80年代中期的新诗推向了弥漫的新空间，也将艺术探索与公众准则的反差推向了一个新的潮头。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新生代(“第三代诗”)采取组织诗歌社团、发表宣言的“运动”方式开展。其参与者的集结地，主要分布在南方的四川、上海、南京一带。
…1984年开始的以后几年里，四川是“新生代”实验诗歌最活跃的地区。引人注目的最先是所谓“现代史诗”的写作；他们以“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不同的名称来概括他们的艺术追求。…他们倾向于从南方的远古习俗、神话传说取材，以构成一个想象之中的、作为他们的精神形式的远古世界——新的现代“神话”。这些“史诗”往往宏篇巨构，诗中密集着各种典故、传说，语言运用(语词、句式)上的怪异、艰涩和复杂，都为新诗前所未见。
与“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的路向相异的，是“莽汉”、“非非”实行的对“文化”的反叛与“超越”。“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为其宣言，作品中表现了一种“反文化”的姿态。…这些诗人自我意识到他们“‘抛弃了风雅，正逐渐变成一头野家伙’，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认为诗就是‘最天才的鬼想象，最武断的认为和最不要脸的夸张’”，声称他们的诗“是为中国的打铁匠和大脚农妇而演奏的轰隆隆的打击乐，是献给人民的礼物”。
…“朦胧诗”退潮后，新诗潮的中心转移到了南方。北方(主要是北京)的青年诗歌呈现相对沉寂的局面。80年代，“女性诗歌”通常与翟永明、陆忆敏、王小妮、唐亚平、伊蕾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翟永明的《女人》(组诗)及其序言《黑夜的意识》，陆忆敏的《美国妇女杂志》，常被看作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开端的“标志性”作品。随后，作为“女性诗歌”重要“事件”和文本，还有唐亚平、伊蕾、张烨、海男等的诗作的面世，和由此引起的争论。这导致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女性诗歌”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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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真是梦幻般的年代…

撒娇派：
京不特撰写的《撒娇宣言》称，“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惯。看不惯就愤怒，愤怒得死去活来就碰壁。”“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参见《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第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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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精神探索和艺术独创作为主要特征的“精英文化”的敌视，却未促使他们愿意转而创作更具娱乐、消遣性的“大众文化”或“通俗文艺”(虽然一些“样板”作品，如舞剧《红色娘子军》，京剧《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都重视观赏、娱乐性成分的组织)，因为这会产生对艺术作品政治性和政治目的的削弱。这里面包含着“中世纪式”的悖论：政治观念、宗教教谕需要借助艺术来“形象地”、“情感地”加以表现，但“审美”和“娱乐”也会转而对政治产生削弱和消解的危险。同时，任何稍具丰富性和艺术表现力的作品，都难以维持观念和方法上的纯粹与单一，作品本身存在的裂痕和矛盾，就潜在着一种“颠覆”的力量。在“样板”作品中，可以看到人类的追求“精神净化”的冲动，一种将人从“物质”、“欲望”中分离的努力；这种拒绝物质主义的道德理想，是开展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但与此同时，在这种禁欲式的道德信仰和行为规范中，在自觉地忍受施加的折磨(通过外来力量)，和自虐式的自我完善(通过内心冲突)中，也能看到“无产阶级文艺”的“样板”创造者所要“彻底否定”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模式。著名的“三突出”(即在主要人物里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里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里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对于激进的文学思潮来说，既是一种结构原则和叙事方法，一种人物安排规则，但也是社会政治等级在文艺形式上的体现。这种等级，是与生俱来的，自身无法加以选择的，因而也可以称之为“封建主义”的。因而，研究者也许可以从“文革”的理论和艺术中，看到本世纪人文思想中寻找精神出路的相似成分，但也一定能发现人类精神遗产中那些残酷、陈腐的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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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0年代开始，按照“只有人的行动才能表现人的本质”的理解，左翼文艺强调写矛盾斗争，写重大社会问题、事件，并在矛盾斗争中塑造“典型人物”。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小说成果。不过，这种观念影响进一步放大和绝对化，形成了设计对立人物冲突的，“戏剧化”小说的模式，并对其他形态的小说构成挤压。出于历史观、文学观的差异，40年代一些作家(废名、周作人、沈从文等)在质疑这种小说类型的基础上，提出要“事实都恢复原状”，“保留原料意味”，写“不像小说的小说”[1]。这一主张，在五六十年代没有它存在的空间。写英雄典型、写矛盾冲突、设计有波澜起伏情节线索，在小说理论、创作中取得绝对地位，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主要尺度；留给“诗化”、“散文化”小说的发展空间不多。即使有类似的作品出现，也难以获得较高的评价[2]。受到怀疑、拒绝的小说种类，还有侧重表现心理活动、尤其是复杂心理矛盾的作品。复杂心理状态，尤其是苦闷、彷徨、动摇等曲折的心理内容，被认为是不健康的。对它们的描写，“既未能反映出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而且又往往不能完全按照客观的真实而加以表现”，在艺术形式上也“支离破碎，朦胧滞涩”，是一种创作的“错误倾向”[3]。路翎等的小说，就是在这样的理论根据上遭到拒绝的[4]。但是，那种冷静的、“观照式”的“写实”风格，也同样不能得到同情和认可。在作品“风格”上，热烈、宏伟最必需提倡，沙汀旧时的那种叙事方式，被批评为缺乏理想，“沉闷艰涩”。

[1] 周作人：“…有些不大像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我倒觉得有意思，其有结构有波澜的，仿佛是依照美国版的小说作法而做出来的东西，反有点不耐烦看，似乎是安排下好的西洋景来等我们去做呆鸟，…废名在私信中有过这样的几句话，我想也有点道理‘我从前写小说，现在则不喜欢写小说，因为小说一方面也要真实——真实乃亲切，一方面又要结构，结构便近于一个骗局，在这些上面费力心思，文章乃更难得亲切了。’”《明治文学之追忆》，原载《立春以前》，太平书局(上海)，1945年。
[2] 如孙犁的《山地回忆》、《吴召儿》、《铁木前传》等小说。
[3]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4] 林斤澜1963年发表了侧重心理、意识“流动”的短篇《志气》、《惭愧》，也受到了“破碎”、“晦涩”等的类似批评。见陈言：《漫评林斤澜的创作及有关评论》，《文艺报》196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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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3月到1956年4月，三联书店(北京)共出版了收入这次运动(即开展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中发表的批判文章的《胡适思想批判》文集共8辑，近二百万字。另外一些出版社也出版有类似的“批判文集”。这些文章的作者主要有：孙定国、李达、侯外庐、荣梦源、潘梓年、彭柏山、黎澍、冯友兰、任继愈、王若水、艾思奇、贺麟、金岳霖、陈仁炳、李长之、游国恩、陆侃如、冯沅君、罗根泽、王元化、陈中凡、冯至、王瑶、黄药眠、何其芳、以群、华岗、钟敬文、刘大杰、夏鼐、范文澜、嵇文甫、高亨、童书业、罗尔纲、翦伯赞、周一良、陈伟谟、陈鹤琴、陈友松、郑天挺、罗常培、钱端升、俞平伯、高一涵等。其阵容之大实属罕见。这些批判文章，有的表现了认真的“学术”态度，有的是无限上纲、用词粗暴而忮刻，有的则有些避重就轻，言不由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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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永远记得。然而谁也难以保证在那个时刻自己会愿意牺牲自己而保全某种理念。

因为所有的作家都隶属于某一组织机构(国家“干部”)，都有固定的薪俸，实质意义上的“自由撰稿人”已不存在。即使长期不发表作品，也不致有生活之虞。…“文革”间基于平均主义社会思潮，对所谓“三名三高”[1]的指控，作家是其中的主要对象之一。

[1]指“名作家，名演员，名教授”的“高工资，高稿费，高奖金”所导致的“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这是“文革”前夕和“文革”间批判的现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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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作家的“文学素养”，也与“五四”及以后的现代作家有着不同的侧重。后者中的许多人，经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传统私塾或新式学堂)，许多人曾留学欧美日本，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学，有较多的了解。不管他们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持各种态度，这种素养有助于开拓体验的范围和深度，以及在艺术上进行创造性综合的可能。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则大多学历不高，在文学写作上的准备普遍不足，思想和艺术借鉴的范围狭窄。农村、战争和革命运动对中国现代作家来说是新的、重要的经验，但这些经验的开掘、表现，因文学观念和艺术素养的限制而受到严重制约。写作上传统性的那些“难题”(诸如生活经验到文学创造的转化，虚构能力和艺术构型能力等)，在许多作家那里，或者没有自觉意识，或者难以寻得克服的途径。既然拒绝写作“资源”的多方面获取，生活素材与情感体验很快消耗之后，写作的持续便成为另一难题。于是，“高潮”便是“终结”的“一本书作家”，在当代成为普遍现象。杜鹏程、杨沫、梁斌、曲波、魏巍等，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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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他们的“文化性格”具有新的特征。首先，从出身的地域，以及生活经验、作品取材等区域而言，出现了从东南沿海到西北、中原的转移。与“五四”及以后的作家多“出身”于江浙、福建(鲁迅、周作人、冰心、叶圣陶、朱自清、郁达夫、茅盾、徐志摩、夏衍、艾青、戴望舒、钱钟书、穆旦、路翎等)和四川、湖南(郭沫若、巴金、丁玲、周立波、何其芳、沙汀、艾芜等)不同，五六十年代“中心作家”的出身，以及写作前后的主要活动区域，大都集中于山西、陕西、河北、山东一带，即在40年代的“革命地理学”中被称为晋察冀、陕甘宁、晋冀鲁豫的地区。“地理”上的这一转移，与文学方向的选择有密切关系。它表现了当代文学观念从比较重视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注重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表现的变化。这提供了关注现代文学中被忽略领域的契机，也有了创造新的审美情调、语言风格的可能性，提供了不仅从城市、乡镇，而且从黄河流域的乡村，从农民的生活、心理、欲望来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的视域。不过，对这种“转移”的绝对性强调所导致的对另外的生活经验和美学风格的压抑，也给当代文学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负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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