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列·高兹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新无产者不仅仍然遭受剥削，并且与其工作世界之间如此疏离，没有任何统一的阶级意识相信能够通过接管生产资料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相比于以旧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宏大叙事，后工业社会的新无产者不仅对重新占有生产资料缺少兴趣，甚至工作本身也不再被视为人类自我认同的全部内容。事实上，在工作之外存在着大量属人的活动的领地，如审美的、爱欲的、文化的、情感的活动，等等。工作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只能是应该尽量予以规避的活动。因此，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不是通过重新占有工作实现劳动认同，而是倾向于尽可能地废除劳动与工作。后工业社会和技术革命为这一设想提供了条件，“新无产者不过是一个由不断变化的个人所组成的模糊领域，他们的主要目标不是夺取政权以便建设一个新世界，而是通过摆脱生产主义的市场合理性来恢复自己的生活的权力”。反对工作的暴政、夺取“生活的权力”，不可避免地溢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总体化命令，以至于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以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新社会运动”（New Society Movement）取代科学社会主义。（袁立国，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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