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财富毫无疑问意味着土地；那些拥有大片土地者，统治着其他人。……刚刚讨论的奴隶和佃户就生活在这些地产上，他们通常受到间接剥削：这为正在形成中的领主地产奠定了基础。但是，这时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才是最重要的，它一方面编织起了家系团结，另一方面将大量依附者和侍仆融入家族，这里的家族一词，用来指住在附近并且依附于一个领主的集体。

围绕在富人周围，希望得到资助和咨询的忠诚而又贪婪的门客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这是一个不平等社会与生俱来的特征之一。……

供养并且能保护其他人的人，过着尊贵的生活，他们的财富转变成了慷慨的礼物、赏赐和盛宴款待，也就是说，他们从不算计，赠送慷慨，甚至挥霍浪费。那些不这样做的人，是卑鄙的、不光彩的，乞丐或商人就是这样。……

……自8世纪末以来，封君封臣制的仪式已广为所知……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封君封臣制还没有明确固定下来，因为1020年沙特尔主教富尔伯特还向阿基坦公爵解释他认为来自臣服礼的必要义务，顺便提及的是，所有的义务都是消极义务。自然，我们关心的是这一承担义务的物质对应物……尽管在1020年前后的德意志，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没有物质对应物的封君封臣制，尽管我们约在同一时期的意大利，也同样可以看到未经过臣服礼的土地恩赐，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常见的安排。此类恩赐也是早已确立的惯例，先是简单的临时性土地让予，之后是永久的用地权利很快就成了世袭遗产。……在一个农民正在形成其自我团结一致的时期，其强固贵族群体的作用，显然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凝固。

当武器携带实际上被一个有限的群体垄断时尤其如此。每个自由人都是一个战士的观念从未消失。在英吉利海峡另一端，盎格鲁-撒克逊民兵制仍然没有被严重地撼动过；但在大陆，越来越多地使用重装骑兵，这把农民排除在外，让他沦落为一个巡逻者、看守或替补的次要力量等级。……但日耳曼语保留了这些人的家庭出身：仆从（Knecht ）、侍从（knight ）。……一个清晰可见的发展是，一个人经具有魔力的骑士授予礼后，即跻身于士兵精英阶层，这意味着战士的声威是如此的显赫，以至于一个贵族不会再拒绝它，甚至还要为之而奋斗，但直到1100年前后，这些要素还没融合起来，在一些地区甚至更晚；毫无疑问，1000年前后这些要素仍能区分开来
#摘录 #剑桥新编中世纪史_第三卷

首先，应该说真正的人役，也就是人形动物，毫无疑问依然存在。虽然斯拉夫人……或斯堪的纳维亚人取代了非洲人和哥特人成为人役，但这一令人惊异的古代遗产依然坚实地存在着……。教会确实谴责这一制度，但非常温和：许多权贵显要饲养并盘剥这些人畜，南欧尤其如此。……很难估计这一乡村劳动力的规模：女仆和侍妾、马车夫或在妇女作坊中的女裁缝，都被仔细地分别界定开来……这些是真正的奴隶群体，和其他地方的所有奴隶一样，他们在奴隶战争被野蛮地镇压之前，都在反叛……。的确，这里有奴隶解放，这种解放或根据特许状经由古老的仪式或根据更新的仪式按人头缴纳少量货币进行。……然而，应该认识到，实际上，1000年之前或1000年前后，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的基督教化，加上巴西尔二世去世后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困难，以及伊斯兰世界面临塞尔柱人进犯的困境，才是奴隶制衰弱的真实原因。此外，奴隶解放还远没有完成……

……在文献中，发现了许多在长期的史学传统中认为可称为“农奴”的其他人……他们的存在和身份是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家们激烈争论的主题。我们现在很少关注这一争论，主要是因为他们并不占人口的很大部分。……似乎非常清楚的一点是，他们最迟出现在8世纪末期，其出现也是多种现象的产物：昔日的家奴在保有地上盖起房屋，他们逐渐自我解放；自由人为获得保护而自愿受奴役；家庭佣仆的屈辱地位致使他们被视为不自由之身；佃户因不能履行其义务而被剥夺了自由。似乎可以肯定，10世纪和11世纪早期领主权的转变加速了这一进程。……他们不是牲畜——他们受过洗礼，能够拥有动产，还掌握技能——然而，“役权”显然是领主权威的支柱。我们现在必须转向这一点。
#摘录 #剑桥新编中世纪史_第三卷

教会宣称“普通人”是自由人……他行为自由，可以自由处置他自己的财产、武器；他有助于正义的作为，供养君主。……摆脱一切控制的理想，在修士那里达到顶点，可能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修士成了尊敬和请益的对象……。然而，一旦军事技能需要时间来训练，而不允许在战场上完成，一旦提交法庭的复杂案件和法律只能由专业人士决断，一旦自给农业的困境意味着劳动者不能在他们想休息时就可以休息，简言之，一旦自由受到限制，罗马的自由观念将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暂且把那些其财富或职位可以让他们突破任何约束，并且能够支配他人者放在一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自由人群体，至少可以划分为三类……。地位最高的群体，由那些只臣服于公共权威即伯爵或国王的人们组成，他们主持法庭，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还在公共土地上享有既定权利，这些人是完全保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所有者……

……即使大地产所有者使用一些家内劳动力，他也不得不出租土地……自古代以来，这一制度就因其农民即科洛尼而广为人知，科洛尼向给予其持有之土地的大地产所有者缴纳地租，并在大地产所有者自己经营的土地上服劳役……

一些人全然依附于他们的领主，因此形成了第三类群体：这些人是承担其领主给予的管理或监督[官员、领主的侍从官]任务的仆役[家仆，管家]。……通常，他们依靠其领主赐予的一部分土地和捐税生活，这使我们认为，他们经常会滥用职权，并被唾弃、憎恨。

这些完全保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所有者、佃户、官员都是自由人，但其自由处于强权的控制之下。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倾向于聚集在强权者周围，并支持他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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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群体

人数不太多的小型人类群体，围绕在家长、宗族族长或领主的周围，分居在一片未经开垦或几乎没有开垦的广阔的地区，他们缺少工具，特别是铁制工具，艰难地依靠土地维持贫困的生计——这就是中世纪早期的乡村……

家庭内部的约束与松弛
家庭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单元。家庭先于它所无视的国家和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教区，代表着基本生产单元，因为在农村经济内部，依然没有任何外部要素可以取代家庭群体劳动力。自1980年以来，家庭群体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研究10世纪前半期家庭的历史学家，会发现家庭的三个层面。“宗族”包括所有的有同一血统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可能是1000人或者更多男人和女人的群体，其中绝大多数人相互之间并没有日常联系。……这是一种最古老的范式，只存在于到处是居无定所的狩猎者和采集者的极为原始的经济水平下。……到900年很少再能发现这一群体结构了……

定居的宗族分裂为世系群：这里是一个由真实的或虚构的，且年代不太久远的祖先定义的血亲关系。这里，我们触及的是中世纪早期在基督教的西方形成的家庭结构核心。正如偶然发掘出土的一个7世纪或8世纪的会堂所展示的那样，世系群是一个定居、族内通婚和有意识地纯洁血统的群体，生活在可能有百名成员的群体中。这些家庭是战士家庭或农民家庭，因此由男性主宰，但是，因为妇女显然是世系群血统纯洁的保证者，所以尽管遭到严密监管，她们的处境尚且较好。在这一家庭类型中，可以发现统治阶层所拥有的某些东西，因为正是在这些血亲群体中，他们发现了其所需要的能够维持他们支配其他阶层的要素。

11世纪末期或12世纪，当许多“贵族”家庭想建立他们的家谱时，对于真正的名门贵族来说，800—850年是其难以逾越的记忆“界墙”，而对较小的贵族来说，这一“界墙”为950—980年，超越此限的记忆则需要虚构。这是9世纪后期和10世纪家庭结构第二次重要转变的结果。继而，世系群粉碎、破裂、消逝。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有简单的直接血统关系……的“家”。所有的一切都表明，这一基于核心家庭的简单结构，在世系群内部逐渐形成，而且如果世系群在公元1000年之前消失不见的话，那么，这是其内部细分的结果。
#摘录 #剑桥新编中世纪史_第三卷

首先，压抑着每个人的两种感受，即暴力感和恐惧感，直到那时仍在欧洲肆虐横行。宗教狂热还没有出现；可能到13世纪暴力感和恐惧感得以抑制，但是，我认为这发生在1000年前后是不可信的……。匮乏的威胁一直存在，甚至可以说，随着人口增长远快于技术进步，它们的束缚和控制加强了；1033年倍受关注的食人行为，即是这方面尽人皆知的例证。短缺的恐惧那时还没有结束，它使虔诚的信徒匍匐在暴虐且报复心极重的上帝面前。尽管如此，处理邻里关系、职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某些办法已经开始出现，我们将在后面予以讨论。关于武士和“恐怖主义”的暴行，被描述为了训练：为反对暴行而修建的要塞和关隘——上帝的正义与和平——可能依然不是十分有效，但大约在1050年以后，肆意的族间仇杀和持久的劫掠在减少。……无端的残忍和虐待，更多的是个人而不是集体犯下的过错。强者的优势越来越多地在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行为活动中得以自我展现：他不得不惊醒和激起那些不能再无限制地受剥削的人们对他的钦敬。奢靡饮食，发放救济品和礼物，除非有大量侍从陪同否则从不出行，这些都是有权势者、“贵族”的标志。在这样一个人类学家熟知的赠礼的世界里，赠礼行为的全部价值，在于它作为一种象征：它代替刚刚开始恢复使用的书面文字，甚至是言语，来确认所有严肃承诺的有效性；即使以宣誓的形式，确认严肃承诺的有效性，言语也只能通过与此同时进行的赠礼行为获得效力。最后一点，在这里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在南欧，有了一部我们不知道能否称为罗马法的成文法；在北欧，编写法典时也引入了这样的法律。但除了少数专业人士外，谁又知道如何解读它们呢？因此，结论是：许多人主要还是受言语和行为习惯的约束。日常态度是由过去塑造的，任何新奇事物原则上都是有害的和危险的；这种保守主义精神适合于一个变动缓慢的社会。历史学家可能会试图把个人划分成从法律上定义的小群体，但是，在这一时期，人的群体归属实际上取决于他人如何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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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离开令人尴尬的社会史和政治史领域而转向宗教史，我们首先可能会认为这一阶段的教会史至少在纯制度层面仿佛是一个重组的绝好范例。9世纪的教皇对主教发号施令，偶尔施以威胁；教皇罢免或确认一些在任的主教……。但是基督教教皇的权力在接下来的时期却缓和多了。……教皇的判决和教皇使节的出席都不一定是解决争端的有号召力的砝码。这一时期教皇赐予的特权不止一次遭到公然拒绝。这与其说直接针对教皇，不如说反映了一种更普遍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意味着教会等级制度的高级成员中除了主教职位，基本都是无足轻重的。宗教会议很少召开，即使有，也通常为了解决地方性事务：主教在他自己的教区大部分都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是10世纪教会的关键人物。

这一阶段的修道制度中，教会的重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得到。传统观念认为克吕尼是这一阶段修道院改革的代名词，历史学家已经能够缓慢地摆脱这个观念的束缚，但却很难摒弃12世纪以及晚些时候投射到这时关于修会的一些观点。然而，即使克吕尼以不同的依从关系将修道院集中、联合在一起，也不是后来意义上的修会：……修会是克吕尼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法律定义的团体。其他修道团体仍然很少制度化，正如他们所普遍认为的，要依赖一位改革“专家”的关注。……即使像这样的生存期短暂、生命力脆弱的修道组织，他们也能联结、统一散落在几个主教教区或王国的修道院，虽然只是短期的统一。修道院的精英所有者们，特别是主教，他们知识渊博，见解卓异，视野远非他们处身的一隅之地所能局限。

地方观念（localism）是这一时期教会生活的一个如此鲜明的部分，就是修道院生活也没有凌越这一观念。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这种观念证实了教会在后加洛林时代如何纠缠于世俗事务。……然而，把10世纪的基督教史解读成一部成就非凡的历史也是可能的。这个时代，不仅延续了加洛林王朝的努力，使前罗马帝国疆土之外的地区得以归化，从而基本完成了这一过程，而且把欧洲腹地的基督教化也最终变成现实。……证据支持世俗开明人士和教士都同样坚持格列高利主题，即一个与性无涉的教士和一个与由金钱和恩惠造成道德腐败无染的教会。这个时期，出现了俗人以多种形式积极参加基督教活动的景观：大规模、长距离的朝圣……；规模宏大的圣物崇拜；可以证实的大众参与的名为上帝的“和平”和“休战”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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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政治史领域进行解释，共识就减少了。显而易见……很多变化都可以视为这一时期的特征。许多或所有这些变化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关联起来……第一，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漫长的10世纪见证了一个由奴隶制到农奴制的决定性的转变……。第二，我们上面已经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以前流动的、迁徙的聚落模式在这一时期已经代之以定居形态。与此相关的第三个观点是，私人的、小型的、设防的居处得到了普及，这和9世纪晚期仍处在计划和建造中的避难之所形成了鲜明对照。第四，这些贵族统治的中心地区不仅对权力的行使，而且对家族意识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显贵之家越来越多以家族男性世系而不是从包含男女两系所有亲属在内的宽大的家族关系的角度来界定自身。这些世系通常以堡垒的名字命名，而堡垒是他们的权力基础。第五，这些中心行使一种新式的统治，以地方治理注重实效为基础，没有多少合法性。不担任公职，便肯定没有合法性。而且，这种统治逐渐取代了从加洛林时代即已开始的在很多地区还残存着的旧的公共秩序。漫长的10世纪，在欧洲的很多地区，更大范围的公共秩序陷于瓦解，几至消亡。王权最早遭受了打击，损失也最为严重；中间阶层，公爵、伯爵、大主教、主教的权力也相继衰落。第六，保存下来的在本质上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合法的权利业已私有化和个人化。与这些发展相关的是第七点，出现了一个新兴的、扩大了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内部仍有自己的划分，但其中，领主和他的骑士追随者日益把自己视为同一群体的成员，卓然独立于其他社会群体之外或高居这些群体之上。11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单独的意识形态和效忠仪式将应这个阶级的需要而建立起来。

综上所述，便得出这种被称为“封建革命”……的总括性解释。这是一种关于后加洛林欧洲史的令人信服的观点（至少对后加洛林欧洲核心地区的历史是这样）。然而，尽管它具有吸引力，还是争议重重。……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会承认上段所列至少部分现象的存在，并倾向于……这些现象都以某种方式彼此相连。但……因重点的变动，总体解释方式就会产生很大不同，而这种解释方式提供了关于这些环节关联实际上如何相互作用的解释。

而且当前，这一模式的很多重要的元素都受到了挑战……在欧洲统治精英之间，个人关系的法律化具有同质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封建制是12世纪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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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保存和史学传统的多样都具有偶然性，尽管漫长的10世纪可能因此而有些琐碎，还是可以做出一些概括。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这极少没有异议。总体上说，近几十年来，对漫长10世纪的经济活动水平变化的意见不断增多。对货币化的看法是正面的和肯定的；维京人、萨拉森人和马扎尔人的入侵让马克·布洛赫以悲观忧郁的笔调描述了这一时代，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些入侵者的推动具有积极作用，他们劫掠了积聚大量珍宝的中心，然后再把这些财富散发出去，使之进入经济流通领域。人口也有了增加，但获取有关这方面坚实的证据几乎是不可能的。城市的复兴是中世纪盛期的一个特征，已有学者在这一时期探寻它的开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时期存在或可能存在纯粹的经济史，关于这一点，目前可能有着比关于这一时期其他研究领域更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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