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出轨有什么单独值得拎出来标记一下的,不就是出轨吗,男人出轨劈腿PUA都统称“渣男”,女人的罪名则需要一一罗列,清晰标记。男人的出轨不需要有高于生殖器的解释,而女人的出轨只可能是不幸叙事,即便如此,道德也不会放过女人,而男人只消一声“渣男”便可消解道德。
#厌女
在福柯的四个“压抑假说”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性的隐私化(privatization)”机制,即,把性逐出公共领域,将之隐匿起来,圈入私人领域即家庭之中,此后,家庭显著地成为充满性意味的空间。(……)“隐私”的词源,来自拉丁语的“被剥夺的”一词。被剥夺了公共权利的领域,转为拒绝公共权力介入的领域,即私人领域。可同时,这个私人领域又成为公权无法抵达的黑箱、公法无力进入的不法地带〔Kerber,1998;上野,2006a〕[5] 。由此,父权支配、妻儿服从的“家庭的黑洞”,得以形成。关于这个问题,在近代家庭史领域有详细研究。于是,所谓“隐私”,对于强者,意味着不受公共权力牵制、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间;而对弱者,则成为得不到第三者的介入和保护、充满恐惧、必须服从的场所。“隐私”所保护的,是谁?是强者。性骚扰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性的弱势人群,如此回答。
他所说的“好女人”,翻译出来很容易,即“对男人来说很便利舒适的女人”。这种女人,也许对20世纪80年代的田原是“趣味不算差”,但在今天已经面临灭绝的危机了。三浦还用别的词语来表达,如“让男人奋发的女人”、“让人感觉到母性的女人”。这些说法翻译出来也很简单,即,“无论如何要给我面子让我成为男人的女人”、“不管怎么打怎么骂都会无条件地接受我的女人”。
“女人寻求关系,男人追求占有”,小仓千加子一语道破。在以“爱”为名的男女关系中,其根底里存在着性别的不对称,没有比这句话将这种不对称表达得更简洁准确的了。
我不禁想反问男人们:那你怎么和这种“蠢货”、“无趣”的女人结了婚呢?其实,正因为是“蠢货”、“无趣”,男人才选为结婚对象的。有个可以随意嘲弄的女人在身边,可以让男人在一生中反反复复地确认自己的优越性,所以,男人不会放过他可以轻蔑的女人。确保一个这样的女人在身边,是男人确立自我身份认同的条件。男人以“可以轻蔑”为条件选择结婚对象。选择比自己学历低的女人,然后骂“你这个蠢货”,这不过是“预言的自我实现”。
周刊杂志《AERA》(2010年5月3日号)对封面人物韩国影星李秉宪(Lee Byung-hun)的采访文章,“我想远离比我还能喝酒的、我说不过的女性。因为女性我想自己来保护,”“好像能把身边的男人都打败似的女人,很恐怖,不太喜欢(笑)。”他的这些话,等于在坦白:在女强人面前,他就会阳痿。
“女人寻求关系,男人追求占有”,小仓千加子一语道破。在以“爱”为名的男女关系中,其根底里存在着性别的不对称,没有比这句话将这种不对称表达得更简洁准确的了。
我不禁想反问男人们:那你怎么和这种“蠢货”、“无趣”的女人结了婚呢?其实,正因为是“蠢货”、“无趣”,男人才选为结婚对象的。有个可以随意嘲弄的女人在身边,可以让男人在一生中反反复复地确认自己的优越性,所以,男人不会放过他可以轻蔑的女人。确保一个这样的女人在身边,是男人确立自我身份认同的条件。男人以“可以轻蔑”为条件选择结婚对象。选择比自己学历低的女人,然后骂“你这个蠢货”,这不过是“预言的自我实现”。
周刊杂志《AERA》(2010年5月3日号)对封面人物韩国影星李秉宪(Lee Byung-hun)的采访文章,“我想远离比我还能喝酒的、我说不过的女性。因为女性我想自己来保护,”“好像能把身边的男人都打败似的女人,很恐怖,不太喜欢(笑)。”他的这些话,等于在坦白:在女强人面前,他就会阳痿。
同时,对于母亲,女儿仅仅实现了“自己获取的价值”,是不够的,如果女儿没有得到“他人(男人)给予的价值”,母亲的野心尚未完成。母亲之所以为母亲,是因为她实现了被男人选上的价值(即使并不满足)。如果女儿没有实现这一种价值,不管她多么能干有为,母亲也可以一生都不把她当作一个成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把女儿当成人,同时也就是确认女儿还停留在自己的领地里。没有当上母亲的女儿,即没有像自己那样背负作为母亲的辛劳的女儿,母亲决不会承认她是一个真正的成人。
对于男人来说。即使能够侮辱女性,但侮辱母亲却很难,因为那是污自己“出身”的行为。
对“母亲”的最大侮辱是“娼妇”、“未婚母亲”,也就是在男人社会即父权制社会中没有登记注册的女人,这一点颇具象征性。父权制亦即决定女人和孩子的归属的规则。属于一个男人即在男人的支配和控制之下的女人和孩子,被社会分配一个指定席位;不是那种女人生出来的孩子,则不能在这个社会中得到登记。
无论是怎样出生的,孩子都是孩子。但奇妙的是,政府最近的“少子化对策”,虽然鼓励结婚、鼓励已婚女人生育,可哪儿也看不到鼓励“婚外子”出生的政策[1] 。这只能让人感觉,日本政府的少子化对策不过只有这个程度,实在太不够真格。也就是说,比起孩子的出生,还是保护父权制更重要。
“因为外貌在交流之前就被拒之门外”,这种经历,对于丑女来说,在介绍男女相识的晚会上,是很熟悉亲切的吧。想想女人们迄今为止“委屈自己献媚讨好”地寻找结婚对象的漫长历史,只能说,刚刚才开始体味这点儿经验就狼狈退缩的男人们,还没有习惯当弱者。何况,他们还有从恋爱市场上“退出”的特权。长久以来,女人一直被宣告“不被男人选上的你什么也不是”,现在,男人们自己开始宣布“不被女人选上的你什么也不是”,那么,从女性的立场来看,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社会性别关系的不对称终于得到矫正而出现的结果吗?
我在对斋藤那本书的书评里反驳了他,“败犬”一词,显然是一种自嘲。在同龄人口中,“雄败犬”比“雌败犬”数量更多,但他们却保持沉默和不在场,不来参与这个“败犬争论”。这个事实表明,他们才是把结婚这个男人的价值观内在化了,因此,他们才是真正的“败犬症候”。因为,通过结婚选一个女人,将一个女人占为己有,是男性世界中“男人气”的证明,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
若能自嘲,“败犬”之称便成为一种“笑料”;不能自嘲,“败犬”就成为一个“问题”。笑料让人发笑,问题让人笑不起来。不但笑不起来,还很“痛”。
异性恋秩序是一种“命令”,要求男人不得以同性男人为性欲望的对象,他的性欲望对象只能是“非男人(即女人)”,反过来说,被男人视为性欲望对象的人,便成为“非男人=女人”。如果那个对象是男人,他便被女性化,被视为“像女人一样的男人”。在这里,“女人”的定义就是男人性欲望的客体。因此,不能唤起男人性欲望的女人,在定义上便“不是女人”。男性同性社会性共同体,指相互承认对方为“性主体”的男人之间的集团。被这个集团排除在外的人、其存在理由仅为被男人欲求和拥有的人,则被给予“女人”之名。那么,男人集团的成员,将女人视为比自己低劣一等,便是理所当然。所谓女人,是对“非男人的人”标注特征的名称,这个群体被划入另一个范畴,其特征必须与被视为属于男人的一切美德与名誉区别开来。女人与男人不同,是“不勇敢的人”,“不坚强的人”,“没有领导决断能力的人”,“懦弱的人”,“小心谨慎的人”,“无能的人”,一言蔽之,“不能成为主体的人”。所有这些“女人属性”,都是被制造出来的适合成为男人支配对象的属性。所以,异性恋秩序的核心为厌女症,就完全不奇怪。因为,唯有“不是女人”的自我身份认定,支撑着男人们的“男人气”。
#厌女
异性恋秩序是一种“命令”,要求男人不得以同性男人为性欲望的对象,他的性欲望对象只能是“非男人(即女人)”,反过来说,被男人视为性欲望对象的人,便成为“非男人=女人”。如果那个对象是男人,他便被女性化,被视为“像女人一样的男人”。在这里,“女人”的定义就是男人性欲望的客体。因此,不能唤起男人性欲望的女人,在定义上便“不是女人”。男性同性社会性共同体,指相互承认对方为“性主体”的男人之间的集团。被这个集团排除在外的人、其存在理由仅为被男人欲求和拥有的人,则被给予“女人”之名。那么,男人集团的成员,将女人视为比自己低劣一等,便是理所当然。所谓女人,是对“非男人的人”标注特征的名称,这个群体被划入另一个范畴,其特征必须与被视为属于男人的一切美德与名誉区别开来。女人与男人不同,是“不勇敢的人”,“不坚强的人”,“没有领导决断能力的人”,“懦弱的人”,“小心谨慎的人”,“无能的人”,一言蔽之,“不能成为主体的人”。所有这些“女人属性”,都是被制造出来的适合成为男人支配对象的属性。所以,异性恋秩序的核心为厌女症,就完全不奇怪。因为,唯有“不是女人”的自我身份认定,支撑着男人们的“男人气”。
#厌女
相互承认对方为男人的人们之间的团结,是通过将没能成为男人的人和女人排除在外加以歧视而成立的。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不但要歧视女人,还需要严格管理与同性恋的分界线,并不断地将之排除在外,这反过来证明,男人这个东西,建立在多么脆弱的基础之上。
女人是怎么变成女人的呢?是通过接受“女人的范畴”、通过自认“我,一个女人”而变成的。可是,正如“朝鲜人”之于少年李珍宇,“女人”这个范畴也充满了轻蔑。
人在成为女人的时候,要先将“女人”这个范畴所背负的历史性的厌女症姑且接受下来。如果满足于这个范畴所指定的位置,那么,“女人”就诞生了。可是,女性主义者,就是对那个指定位置感到不满、对厌女症不能适应的人。所以,不存在不是从厌女症出发的女性主义者。做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意味着与厌女症的纠葛和抗争。
豆瓣网友雁城发布的《戴锦华对谈上野千鹤子|我也曾有厌女症》
原文:https://m.douban.com/note/845252026
以下是部分摘录:
戴提到:“我的恐弱是格命文化赋予的,所谓的格命英雄主义。这也赋予了我很多对男性的崇拜。这种变形的恐弱使我自身的女性身体经验和生命经验被自我压抑。”
上野也赞同,她也曾很向往格命英雄主义。“但女性其实是生活在日常之中的”,要去处理具体而微的东西,格命英雄主义是女性的大敌。
上野说:中国的城市女性可以雇佣农村女性来照顾家事,使精英女性实现家庭和工作的平衡。但在日本没有那么大的城乡阶级差距,所以在日本女性无法把这部分工作外包来实现自由。”戴锦华在这里笑着承认,自己也通过这样的外包获得了一些自由。
戴说:“95年在中国举办的世妇会 之后,ngo和官方的努力共同构成了90年代中国新自由主义和传播的渠道。这成为城市女性被启蒙的过程,也造成我们历史传统的断裂。因为这不是历史的延续,而是一个全新的展开。在性别研究角度,gender开始有别于sex/sexuality,出现了“社会性别”的观念,这都是很大的变化。”
戴基于照顾老人的经历说:我希望自己能在不能自理的时候还是选择安乐死。上野则认为卧床不起的老人并不是对这个社会没有意义,上野觉得选择安乐死可能是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原文作者认为这是中日养老制度不同所致,日本在老龄化问题上有比较先进的研究,而中国养老保障则依靠子女。
每当听到有人说“女人终于开始谈性了”,我头脑中便掠过一个疑问:那么男人呢?男人们真的谈过性吗?看似那么喜欢下流话的男人,其实不过是在下流话的固定格式中谈性,男人的未经格式化的个体经验,其语言表达难道不是一直都被压抑着的吗?反倒可以说,固定格式对男人的性的主体化的压抑非常强有力。(23-24)
担保一个男人为男人的,不是异性的女人,而是同性的男人。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需要的是认可自己为男人的男性集团。正如拉康一语道破,“欲望乃他者之欲”,男人是通过模仿其他男人的性欲望而成为性的主体的,所以,成为男人的途径,没有任何多样性。下流话成为一种固定格式,绝不可能成为第一人称“我”的话语,理由就在这里。男人那么拘泥于勃起能力和射精次数,是因为只有那才是男人之间可以比较的一元化尺度。当我们叹息“男人的性多么贫瘠”的时候,我们必须追溯到更为根源的问题,即,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途径本身,就是一种排除了偏离和多样性的固定格式。(26)
塞吉维克还指出,由于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同性恋欲望本来难以区别,所以对同性恋的排除便更加残酷。**要否定自身本来有的东西,比起排除完全异质的东西,其行为不得不更为激烈。**正因为如此,“那家伙是个同性恋”,就意味着丧失在男性集团中的成员资格,成为男人之间最大的辱骂。将不具有男人价值的男人从男人集团中驱逐出去时,使用的表达为“同性恋”,即“像女人的男人”,这个女性化的比喻,极具象征意义。男人对潜伏在自己集团中的“同性恋”的恐惧,也就是对自己也许会被当作性的客体即丧失主体地位的恐惧。所以,男性集团中对同性恋的搜索非常严厉,这就是“同性恋憎恶”〔亦称“恐同”——译者〕。为保证男人集团的同质性,即保证每个成员皆为性的主体,这是必不可少的。
由此可知,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是由同性恋憎恶来维系的。而确认男人的主体性的机制,则是将女人客体化。通过一致将女人作为性的客体,使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相互认可和团结得以成立。“拥有(至少一个)女人”,就是成为性的主体的条件。
#厌女 (19-20)
男人虽然描写女人,但其实是在饶舌地谈他们自己。正如水田此篇论文题目所示,她用“逃往女人”和“逃离女人”这两个关键词来解读近代日本的男性文学。这个模式或许稍稍过于大胆,却是让我茅塞顿开的一大发现。水田说,近代男性文学中的<女人>(并非真实的女人而是作为恋物癖符号的女人,故加尖括号),是构成男人内心世界的私人空间。男人为逃避公共世界而寻向<女人>这个空间,可在那里遇到真实的女人,发现对方是不可理喻令人不快的他者,于是又从那里尝试再次逃离,这种逃离,是“逃离家庭”还是“逃往家庭”,则因时、地而定。“逃离家庭”很容易理解,但逃离之后,他们发现的是不能满足他们梦想的另一个他者,于是又再次逃离。(12)
水田还将她的分析再往前推进一步。她问,女作家又如何呢?为了发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她们也梦想了男人吗?答案是完全不对称的。男人梦想女人,但女人们早早便从<男人>这个现实中觉醒过来了,她们逃往的去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她们自身。水田轻松地得出结论,“近代女性文学的特征是男性幻想的稀薄”。〔水田,1993:86〕就连在性幻想的构成中,性别也如此不对称。(13)
#厌女
实际上,读了吉行,也不懂女人,读了他的作品,懂得的只是男人的性幻想,关于“女人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希望她是什么”的幻想。这与“东方主义”极为相通。爱德华•萨义德将“东方主义”定义为“支配、重构和压服东方的西方模式”、“关于何为东方的西方知识体系”,所以,无论读了多少西方人写的关于东方的书,懂得的只是西方人头脑中的东方幻想而不是真正的东方——这就是萨义德《东方主义》〔Said,1978〕一书的发现。
#厌女 (8)
让我们想想那些被称为“性豪”的男人。他们喜欢夸耀“干”过的女人的数量。其实,这等于是在坦白,自己就是那条巴甫洛夫的狗,只要对方是女人,无论是谁就都能发情,对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性器官甚至女人的符号或片断的肢体部位,都会条件反射地自动发生反应。其实,他们反应的,不是女人,而是女性符号,如若不然,是不可能把所有女人都溶入“女人”的范畴之中的。
森冈正博的《无感男人》〔2005〕一书,是男性学(男人的自我观察与审视的学问)的成果之一,他在书中就这样一个问题自问自答:男人为什么会对超短裙发情?不,我这个男人为什么会对超短裙发情?他坦率地承认了他对超短裙的恋物癖欲望,无论超短裙穿在谁的身上,男人还是女人,即便知道其实是男人,还是会对超短裙这个符号发情。恋物癖是一种通过换喻关系置换欲望对象的符号操作,看来,男人的恋物癖欲望的身体化程度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即使是片断的女性符号,也会轻易而迅速地发生反应,就如自动机器一般。为避免误解,应该再说一句,恋物癖并非动物本能,而是高度的文化产物。连巴甫洛夫的狗,也是“学习”规则的结果。
#厌女 (2)
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2023-02-05 https://weibo.com/6640656158/MrCv6iSTZ
几乎所有男性,在成长过程中,都曾经是#色情产业(影像)的#消费者,其中一部分人却对女性从业者有深恶痛绝的仇恨,看到一个不幸的女性想要轻生,也要在一旁落井下石。
所有这些叙事:女性从事色情产业是自甘堕落、不值得同情,无非是为了给男性自己的消费行为免责,逃避道德上的谴责。他们清楚自己的观看、购买是在剥削女性,清楚是先有需求才有供给,便千方百计的要证明被剥削的女性是自我选择的,她们因为这样的选择而身负原罪,消费者并非始作俑者。
与此同时,将从事过色情产业的女性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允许她们为自己辩白或摆脱过去的身份,目的是将女性永远分为两种:贞洁本分的女性与放荡罪恶的荡妇,这样泾渭分明的社会分类依然是对男性有利,方便男性可以轻易的选出伴侣与消费对象:一部分女性为其提供稳定家庭与附带的好处,另一部分女性负责满足其见不得光的欲望。在以此为标准的划分里,全体女性依然是为男性服务的,满足他们不同层次的需求。
一旦这样泾渭分明的界限被打破,从事色情行业的女性不再被辱骂排斥,过去的评判标准消失,作为评价者的男性便在这里失去了主体地位,无所适从,无能狂怒。
那个女孩所表述的话语即使混乱,对社会来说却是勇敢的:她指认了自己之所以会这么选择是因为受到男性的伤害,并公开认为自己有如此生活的权利。她对身体的态度在遭遇童年性侵的受害者中并不少见,然而她认为自己有资格走进动漫场地的逻辑是赋权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走进任何地方,而不必接受对自己的身份、过去、社交平台形象的审查。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即使有狼狈的过去与难以自控的生活,她也是一个平等的人。
在这段话里,她指出了色情产业的女性绝非“自我选择”,那些受益者利用的是一个女性的经济弱势与悲惨遭遇,而社会无权因此评判、剥夺她的基本权利。
如果一个社会,对性剥削的观看、消费不加禁止,却禁止一位女性被公众看见,禁止她靠其他手段谋生,这无疑是虚伪的,保护的只是那些躲在暗处的剥削者。
看那个女孩的微博,她显然很愿意在这样的平台上和女性互动,会和女生一起吃饭、跨年,她显然也希望美丽被看到却不必被剥削,那些女性关心她,愿意陪伴她,只因为她需要帮助。这真是非常珍贵的情感,是某些人无法理解的,与性和利益没有关系的情感联系。可能大家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的资源,但构建这样的联系本身,就是在打破男性建立的评价标准,在其中摸索女性自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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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cing-alloy:
#上野千鹤子 在《#厌女》里讲出同样的事实,在男性的逻辑里,女性被分类为不同的价值:同事、妻子、猎艳对象、泄欲对象。
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这是一套“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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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旗:
想到了男性之间的homosocial desire,对女性的暴力构成了#男性俱乐部 的入门门槛,这种同性中指责性工作者、擦边、绿茶等等的行为也是在划清界限,而另一边是“好女人俱乐部”。要反对的也应该是#男性凝视 下的色情产业,厌女的父权制社会,而不是反对在其中受害的女性个人。
灰灰1789:
把一切的罪责推给下坠的个体,实际上在为罪恶的结构和剥削者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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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MissA-:
上野千鹤子在《#始于极限》里也提到过,甚至“#独立女性”这种提法,看似都是女性的自主选择,其实也是对#父权 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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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这部虚构电影偏偏选择了最迂腐的那一种史学观念,怎么我们还不能骂#张艺谋 缝#裹脚布 吗?
https://alive.bar/@betterquote/109764856316086139
#色情产业 #消费者 #上野千鹤子 #厌女 #男性俱乐部 #男性凝视 #始于极限 #独立女性 #父权 #满江红 #张艺谋 #裹脚布 #性工作 #性工作者 #sexwor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