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儿子讨公道（兰州煤气中毒男童家属）
2022-11-02 http://archive.today/pXJBL

我是兰州封控小区3岁男童因煤气中毒身亡事件孩子的家属。感谢大家的关注，孩子目前已经下葬。我们的诉求就是社区可以给我们一个说法，给孩子一个说法。
11月1日中午，我发现妻子有煤气中毒的表现，所以当即对妻子进行一些应急的抢救措施，当妻子好一些后，我发现躺在床上的孩子也出现了大小便失禁的情况，躺在床上昏迷了。情急之下，我拨打了社区电话、120、110，但是都没打通。
12时40分左右，我出门向社区求救，提出用他们的车子（防疫工作人员车辆）送孩子去医院，当时孩子还有呼吸，但是这个方法并没有成功。
到了楼下第一个卡口，我向社区工作人员求助，两个工作人员一个说没带手机，另一个说不归我们管，只是让我们继续打120。
社区的人还问我有没有核酸，我们小区是封控小区，整个小区连续10天没有人给我们做核酸。
后来等了很久，120都没来，我是扯开围挡，带孩子冲出门的，好心人替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医院，出租车费用也是好心人替我们结的，我现在还在找这位帮忙打车的好心人，打车费用还没来得及还给人家。
派出所民警是在孩子已经到医院抢救的时候才赶到的，他们带着法医给孩子做了尸检，尸检上说是煤气中毒死亡，医院给的结果是窒息死亡。我的孩子如果能早一些送医院也许还能救过来。
之后一位自称是社区前领导的人一直在帮我们协调，也有自称是民间组织的机构联系过我，说以个人名义给我10w元，让我签个协议，协议上写明让我不再追究社区的责任，把孩子下葬，我没签，我只是想要一个说法。
直到目前，社区没有主动联系过我。我希望社区可以给我一个正面回应，告诉我当时为什么不放行，为什么告诉我要上报领导，等领导给通知才能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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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观察：国家为什么要羞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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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零政策带给中国民众的感受之一是羞辱。时评作家长平分析认为，“辱民”是历代专制者统治人民的基本权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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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一部历史 #劳改营的劳动

不习惯到处都是标语口号的外国囚犯更加觉得“教育改造”工作荒唐可笑。波兰人安东尼·埃卡特描述了一堂典型的政治灌输课：
所使用的方法如下。一名来自文教科的职业煽动家，具有六岁儿童的智力，他将向囚犯宣讲全力以赴投入劳动的崇高意义。他将告诉他们，爱国者是高尚的人，所有爱国者都热爱苏联，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身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苏联人民感到自豪，等等，等等，用了整整两个小时——对于一个皮包骨头的听众来说，所有这些证明了这种说教的荒唐和虚伪。但是，演讲者并没有因冷淡的反应而乱了方寸，演讲继续进行。最后，他保证所有劳动“突击手”都能得到更好的回报，提高伙食标准和改善生活条件。对于那些正在忍饥挨饿的人来说，这堂课的效果可想而知。

#古拉格：一部历史 #劳改营的劳动

有些古拉格工程动用了成千上万的人力和巨大的财力物力，结果却被证明完全是决策失误，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其中最著名的也许是企图修建一条从沃尔库塔地区到鄂毕河的北冰洋入海口的铁路线。一九四七年四月，苏联政府作出开工建设的决定。一个月后，勘探、测绘、施工同步启动。囚犯还在卡缅尼岬——鄂毕河由此变宽流向大海——动工建设新的海港。

像通常一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足够的拖拉机，囚犯只好用旧坦克代替。决策者通过使囚犯超负荷劳动来弥补机械设备的不足。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是正常情况，在白昼漫长的夏天，即使是自由工人有时也要从上午九点连续工作到深更半夜。到了年底，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测绘工作队确定，卡缅尼岬不是一个适合建设港口的地方：对于大型船舶来说，那里的海水深度不够；对于重工业来说，那里的地质状况太不稳定。一九四九年一月，斯大林主持召开了一次夜间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领导层决定改变港口的位置，同时调整了铁路路线：现在，铁路不再向西连接沃尔库塔地区，而是向东与叶尼塞河相连。为此设立了两个新的劳改营——第五百零一号工地和第五百零三号工地。两个劳改营同时开始铺设铁轨，计划在中间会合。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八百零六英里。

#古拉格：一部历史 #押解，到达，挑选

当囚犯到达时，如果天还不黑，如果他们没有生病，如果他们有兴趣抬头观望，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劳改营的大门。通常，大门上方悬挂着标语。在科雷马某个营站的入口处，“高悬的胶合板拱形门楼上面写着一句口号：‘劳动在苏联是一件正当、光荣、勇敢并且富有英雄主义的事情！’”。芭芭拉·阿莫纳斯来到伊尔库茨克郊区的一个劳动定居点，迎接她的是这样一条标语：“只有通过劳动我才能够报答祖国的恩情。”一九三三年来到当时已经成为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的索洛韦茨基时，另一名囚犯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我们将用铁拳带领人类走向幸福！”十四岁被捕的尤里·奇尔科夫也在索洛韦茨基看到一块写着“通过劳动——获得自由！”的牌子，这句口号令人不安地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方的那条标语——“劳动使你自由”（Arbeit Macht Frei）—— 意思相近，它可能对后者产生了影响。

#古拉格：一部历史 #押解，到达，挑选

尽管怨声载道，但是押解制度几乎一直没有变化。命令发出，不满产生。然而，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当一队囚犯抵达远东地区的共青城车站时，就连古拉格系统的助理检察官也认为他们的情况糟透了。他对一列由五十一节车厢组成的“CК590特别列车”的命运所作的官方描述肯定是站在低于一般标准的立场上，甚至还停留在古拉格押解制度一如既往的噩梦般的水平上：
囚犯坐在冰冷的车厢里到达，没有为所押送的囚犯准备取暖设施。每节车厢有十至十二个铺位，铺位上可以安排十八个人，但是，每节车厢的囚犯多达四十八人。车厢没有足够的水罐供应饮水，结果出现断水的情况，有时断水几天几夜。发给囚犯的是冻得硬梆梆的面包，他们连续十天得不到任何食物。囚犯到达时还穿着夏天的囚衣，肮脏不堪而且爬满虱子，他们显然都冻伤了……生病的囚犯被推到车厢的地板上，得不到药物和治疗，结果随时就地死去。尸体长时间留在车厢里……

在“CК590特别列车”所押送的一千四百零二名囚犯中，一千二百九十一人到达：五十三人死于途中，六十六人沿途下车留医治疗。到达时，又有三百三十五人因三度或四度冻伤、肺炎以及其他疾病住进医院。这一队囚犯在路上大概走了六十天，其中二十四天“因计划不当”停在路边不能前进。然而，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负责这趟特别列车的哈巴罗夫同志除了受到一次“警告性训斥”之外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古拉格：一部历史 #押解，到达，挑选

几乎没有为轮船所运载的“人”这种货物作其他考虑，在第一段航程，不许他们走上甲板，因为此时轮船的航线靠近日本海岸。在这几天时间里，船舱通往甲板的舱口紧紧关闭，唯恐偏离航线的日本渔船看见什么。有人认为，实际上，正是因为对这些押解囚犯的航行所采取的如此严格的保密措施才导致了以下事件的发生：一九三九年，当载有一千五百名乘客——主要是返回大陆的囚犯——的远北建设轮船“因迪吉尔卡河”号在日本北海道沿海触礁时，船员做出了宁愿让大部分乘客淹死也不呼救的选择。情况应该是，船上没有救生设备，而且船员不想暴露他们这条“货船”的真面目，因此没有向所在海域的其他船只求助，尽管许多船只可以提供帮助。一些日本渔民自动赶来援救“因迪吉尔卡河”号，但是无功而返：一千多人在这场海难中丧生。

#古拉格：一部历史 #押解，到达，挑选

对于第一次经历这种磨难的人来说，押解具有象征意义。逮捕和审讯是进入古拉格系统的见面礼，而乘坐火车穿越俄罗斯则象征着囚犯在地理上与自己过去的生活断绝了关系，同时象征着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坐在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驶向东部和北部的火车上，囚犯难免心潮澎湃。那位没能恢复其美国护照的美国人托马斯·斯戈维奥回忆了他所乘坐的火车启程开往科雷马时所发生的事情：“六月二十四日晚上，我们的火车驶离莫斯科，开始了前往东方的一个月旅程。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刻。七十个人……放声大哭。”

#古拉格：一部历史 #监狱

防止囚犯在他们那种环境中过得太舒服的最有效手段也许是使告密者存在于他们的周围——在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发现告密者。告密者同样将在劳改营里扮演某种重要角色，但是在劳改营，相对容易避开他们。在监狱里，人们不那么容易躲开他们，因此，他们迫使人们谨言慎行。布伯—诺伊曼回忆说，除了一次之外，“我在布特尔卡监狱的那一段时间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俄国囚犯发表过评论苏联政权的只言片语”。

囚犯当中公认的看法是，每个牢房至少有一名告密者。当一个牢房里有两名告密者时，两个人都会怀疑对方。在比较大的牢房里，告密者经常被认出来，从而受到其他囚犯的冷落。第一次关进布特尔卡监狱时，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注意到，窗户旁边有一个空着的铺位。有人告诉她，她可以睡在那里，“但你基本上不会有邻居”。这表明，周围没有睡人的那名女犯是个告密者，她整天都在“写告发牢房里所有人的小报告，因此没人跟她说话”。

#古拉格：一部历史 #逮捕

在某些情况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甚至要求办案人员大量伪造证据——例如，像一九三七年在调查尼古拉·叶若夫所谓“苏联境内最强大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波兰知识分子破坏——间谍活动网”期间所发生过的那样。如果说对斯戈维奥的审讯代表的是一种极端无所谓的态度的话，那么，针对这个值得怀疑的波兰间谍网的大规模行动则代表了另外一种极端的态度：把决意使嫌疑人认罪当做审讯他们的惟一目的。

这一行动由内务人民委员部〇〇四八五号命令启动，这道命令为后来的大规模逮捕树立了榜样。〇〇四八五号行动命令明确列出所要逮捕人员的种类：所有留下来的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的波兰战俘；所有进入苏联境内的波兰难民和移民；曾为波兰政治党派成员的任何个人以及所有来自苏联境内波兰语地区的“反苏活动积极分子”。实际上，任何住在苏联境内的具有波兰背景的人都受到了怀疑，这样的人非常多，尤其是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行动进行得干净彻底，以致驻基辅的波兰领事编制了一份秘密报告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报告特别提到，在一些村庄，“任何具有波兰背景、甚至任何名字按波兰语发音的人”全都遭到逮捕，不论是工厂的管理人员还是农民。

#古拉格：一部历史 #逮捕

但是，被捕甚至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理由。柳德米拉·哈恰特良因为与外国人——一名南斯拉夫军人——结婚而被捕。列夫·拉兹贡详细讲述了农民谢廖金的故事。听到基洛夫被人杀死的消息时，谢廖金的反应是，“我他妈才不关心呢”。这个农民从未听说过基洛夫，以为他是在与邻村的械斗中死去的某个人。为了这个误会，他被判了十年刑。一九三九年，讲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或者听人讲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上班迟到；不幸被某个受到恐吓的朋友或是某个好嫉妒的邻居说成一个并不存在的阴谋的“共谋”；在一个大多数人只有一头奶牛的村子里拥有四头奶牛；偷了一双鞋；是斯大林妻子的远亲；为了给没有纸笔的小学生使用，从办公室偷了一支笔和几张纸；在正常情况下，所有这些都能导致把人关进苏联的集中营。根据一九四〇年的一项法律，一名企图偷越苏联边境者的亲戚应该被捕，无论他们对亲戚逃跑的企图是否知情。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关于上班迟到和禁止工作变动的战时法律同样会为劳改营增加更多的“罪犯”。

#古拉格：一部历史 #逮捕

外国共产党的党员时常成为逮捕的对象。一九三七年二月，斯大林居心叵测地告诉致力于发动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总书记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你那里的所有共产国际人员都在敌人的控制下工作”。一九三六年一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三百九十四名成员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时只剩下一百七十一人。其余的都被枪毙或者送进劳改营，他们当中包括各种不同国籍的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南斯拉夫人、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芬兰人、波罗的海国家的人，甚至还有英国人和法国人。犹太人似乎遭受了特别深重的苦难。最终，斯大林杀害的一九三三年以前的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成员比希特勒杀害的还要多：在纳粹攫取政权之后逃到苏联的六十八名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四十一名遭到处决或者死于劳改营。波兰共产党甚至可能被更加彻底地消灭了。据有些人估计，五千名波兰共产党党员在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和夏天被处决。

#古拉格：一部历史 #极端恐怖时期及其后果

极端恐怖那几年还在另外一个方面留下了它们的痕迹。古拉格再也不把囚犯统统看成值得救赎的人了。对表现好的囚犯实行的“提前释放”制度被取消。由于提前释放制度对劳改营的经济活动产生了危害，通过一次众所周知的对劳改营日常事务的直接干预，斯大林亲自将其废除。一九三八年，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斯大林问道，
我们不能想一些别的方式奖励他们的劳动吗？——奖章，或是这么一类东西。我们正在按照错误的方式办事，我们正在妨碍劳改营的工作。释放这些人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出于国家经济的考虑，这样做是个错误……我们总是释放最好的囚犯，留下的却是最差的。

一九三九年六月，一项内容大致如此的法令颁布了。几个月后，另一项法令还废除了“有条件提前释放”老弱病残者的制度。患病囚犯的数量将会因此而相应增加。这时，对勤劳囚犯的主要奖励只能是改善“生活用品供应和伙食”——还有斯大林认为会对囚犯产生巨大吸引力的奖章。一九四〇年，远北建设甚至已经开始颁发奖章。

#古拉格：一部历史 #极端恐怖时期及其后果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将叶若夫撤职之后，接替他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拉夫连季·贝利亚几乎立即开始着手修改劳改营的规章制度，简化办事程序，一切均以使劳改营回归斯大林想要其处在的位置——苏联经济的中心——为目的。

贝利亚仍不认为劳改营系统本身天生就是非生产性和消耗性的。相反，他似乎认为劳改营系统的管理人员不称职。现在，他决心使劳改营成为苏联经济真正赢利的组成部分。这一次是要动真的。

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贝利亚并没有从劳改营大量释放蒙受不白之冤的囚犯（虽然内务人民委员部从监狱释放了一些）。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劳改营也没有变得更加人道。直到斯大林死亡为止，对待“敌人”的非人化态度长期充斥于看守和劳改营管理者的言谈话语中。对政治犯——实际是对所有囚犯——的虐待一如既往：一九三九年，在贝利亚的监督下，第一批几乎没有任何防辐射保护的囚犯开始在科雷马的铀矿干活儿。贝利亚仅仅改变了这个系统的一个方面：他指示劳改营的负责人，要让更多的囚犯活着，从而更有效地利用他们。

#古拉格：一部历史 #极端恐怖时期及其后果

除了其官方用途之外，到一九三七年时，“人民的敌人”逐渐成为一句骂人的话。从索洛韦茨基时期开始，集中营的创办者和设计者就是根据囚犯不是人而是“劳动力”的概念建立起了这一体系：即使是在白海运河建设期间，马克西姆·高尔基也把富农描写成“几乎像牲畜一样”。不过到了这时，宣传机器甚至把“敌人”说成是连两条腿的牲口都不如的东西。从三十年代后期起，斯大林同样开始公开地把“人民的敌人”称为“害虫”、“污秽”和“垃圾”，有时或者简单地称之为必须连根除掉的“杂草”。

这样做的寓意显而易见：即使仍把他们当人看待，囚犯也不再被认为是正当的苏联公民。一名囚犯注意到，他们是“逐出政治生活的一类人，而且不许参加礼拜仪式和宗教庆典”。一九三七年以后，没有看守再用“同志”这个词称呼囚犯，囚犯则可能因为用其称呼看守而遭到毒打，他们必须称看守为“公民”。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照片决不会出现在劳改营或监狱里的墙壁上。三十年代中期相当普遍的一种景象——一列满载着囚犯的火车，车厢装饰着斯大林的肖像，飘扬的旗帜表明车厢里的人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不复再现。对五一劳动节的庆祝也是如此，曾在索洛韦茨基城堡举行的那些活动变得简直难以想象。

#古拉格：一部历史 #极端恐怖时期及其后果

但是，在关于劳改营的民间记忆中，一九三七年不只是作为极端恐怖的年份而被人们所铭记；它也是对那些教育改造罪犯的事迹所进行的宣传终于逐渐消停下来的一年，同时消停下来的还有致力于这一理想的虚张声势。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应当归因于与这场宣传关系最为密切的那些人的被捕和死亡。在公众心目中仍然与白海运河联系在一起的雅戈达被枪毙了。马克西姆·高尔基于一九三六年六月突然死亡。与高尔基合作编辑了《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的И.Л.阿韦尔巴赫——他后来又写了献给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从罪犯到劳动者》——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并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被捕。另外还有许多参与了高尔基的白海运河集体创作活动的作家也是同样下场。

#古拉格：一部历史 #极端恐怖时期及其后果

客观地说，作为极端恐怖的年份为人们所铭记的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这两年并不是劳改营历史上戕害囚犯最严重的时期，也不是劳改营扩张到极限的标志：在下一个十年，囚犯的人数要多得多，接着，在一九五二年，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晚许多年，囚犯的人数达到顶点。尽管可以利用的统计资料并不完整，但是显而易见，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农村那场饥荒的高峰期和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进行得最激烈时，劳改营的死亡率更高。当时，关押在苦役营、监狱和战俘营里的囚犯总共大约四百万人。
……
不过，在古拉格的历史上，一九三七年的确标志着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因为就在这一年，苏联的劳改营暂时将自身从因疏于管理致人意外死亡的监狱转变成为名副其实的死亡营，在那里，囚犯被蓄意劳累致死，或者死于真正的谋杀，死亡的人数比过去多得多。尽管这种转变决非连续一贯的，尽管到一九三九年时劳改营故意致死的情况确实再次有所缓解——其后，死亡率将随着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时起时落——然而，在劳改营看守和囚犯的心理上，极端恐怖时期同样留下了它的印记。

#古拉格：一部历史。#扩大劳改营

到一九三四年为止，古拉格在科雷马、科米、西伯利亚、哈萨克以及苏联其他地方的发展重复着与索洛韦茨基相同的模式。发展初期，草率低效、混乱无序导致大量不必要的死亡。即使并非全部都是施虐，看守随心所欲的残忍造成了许多苦难，他们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囚犯。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体系似乎渐渐摇摇晃晃地走上正规。死亡率从一九三三年因席卷全国的饥荒而达到的高峰下降，劳改营也变得更加有序。根据官方的统计，一九三四年，囚犯的死亡率在百分之四左右徘徊。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生产石油，科雷马劳改营生产黄金，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的劳改营生产木材。贯穿西伯利亚的道路正在修建。失误不断出现，灾祸频繁发生，不过，这是苏联所有地方的现实。快速推进工业化、缺乏计划性以及训练有素的专家不足使得各种事故和超负荷运转不可避免，大型工程项目的负责人肯定对此心知肚明。

#古拉格：一部历史 #扩大劳改营

位于边远的西伯利亚东北角太平洋沿岸的科雷马地区幅员辽阔，矿藏丰富，尤其是黄金储量丰富，它很可能是俄罗斯最荒凉的地方。科雷马比科米更寒冷——冬天，那里的气温经常下降到零下四十五摄氏度——而且甚至更偏僻。为了到达科雷马劳改营，囚犯乘坐火车穿越整个苏联——有时要用三个月——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乘船完成余下的旅程，向北经过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最后抵达科雷马河谷的门户马加丹港。

#古拉格:一部历史 #扩大劳改营

从一九二九年起，秘密警察同时承担苏联经济发展的部分职责。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他们甚至称得上是开拓者，经常组织勘探继而开发苏联的自然资源。他们安排并且装备地质探测队，设法探明蕴藏在苏联远东北极和亚北极地区冻原下面的煤炭、石油、黄金、镍以及其他矿产资源。他们决定哪一片茂密的森林将要成为下一个采伐对象从而变成值钱的出口原木。为把这些资源运往苏联的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他们建立了庞大的公路铁路联运网络，初步形成了一个贯穿数千公里杳无人迹的原野的运输体系。有时，他们亲自参加这些冒险行动，穿着沉重的皮大衣和厚皮靴穿行在冰冻的荒原上，用电报把他们的发现向莫斯科报告。

囚犯与逮捕他们的人一起得到了新的任务。尽管一些囚犯继续在铁丝网里面干重活儿、采煤或开凿河道，三十年代的前五年，囚犯们也在北极圈以北沿河划着独木舟、携带必要的器械设备进行地质勘测并且为开采新的煤矿和油田破土动工。他们为新的劳改营修建营房，架设铁丝网，竖立岗楼。他们建设必要的自然资源提炼加工厂，为铁路修筑路基，为公路浇注水泥。最后，他们还被安置于新开发的地区，在原始的荒野上生活。

#古拉格:一部历史 #白海运河

白海运河的建设在许多方面引人注目：灾难性的混乱状况，工期的极端紧迫及其对于斯大林的意义。但是，用来描述这项工程的虚夸言词仍实属罕见：白海运河是允许苏联宣传机器对国内外进行全方位报道的第一项和最后一项、也是唯一一项古拉格工程。而且，被挑选出来向苏联和世界各国阐述、宣传、证明白海运河非凡意义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克西姆·高尔基。

在斯大林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乘坐轮船沿着完工的运河凯旋般地航行了一趟之后，高尔基率领一百二十名苏联作家步其后尘作了类似的航行。这次航行让这些作家（或是他们这样说）激动万分，以致几乎拿不住手中的笔记本：他们的手指“因惊讶而抖个不停”。随后他们决定写一本关于运河建设的书，并且因此得到充分的物质鼓励，其中包括“在阿斯托里亚”——列宁格勒一家沙皇时期建造的豪华酒店——享用一顿“高级自助午餐”，作为对他们参与这项工程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