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以技术方式思考的人深深渴望体系，但只要体系投其所好，他们一样能无视科学与证据。” #Read #埃及的革命考古学 /sigh，的确是这样

#埃及的革命考古学 總統大選期間，我多半都前往南方。我每個月都會開個幾趟車，尋找中國商人，走訪考古遺址。在幾個城市，我會經過荷槍實彈的檢查哨，停在「阿拉伯之春」以前曾經人滿為患的觀光景點。自二○一○年起，也就是革命發生的前一年，來自埃及古蹟的歲入便已經掉了超過百分之九十五。我走訪盧克索知名的圖坦卡門陵墓時，是現場唯一的人。阿瑪納一處貴族陵墓地下室的警衛說，他看到的上一位遊客是十天前離開的。他告訴我，有一次熱天，他在空無一人的墓中睡著了，結果有個惡魔一耳光把他給打醒。偏遠地方的警衛常常有這種鬼故事──看來鬼是如今僅剩的遊客了。

#埃及的革命考古学 ……住在扎馬萊克的第一年，我們遭遇嚴重的鼠患，愛麗兒和娜塔莎都在睡覺時被咬。女孩們的年紀太小，沒法告訴我們發生什麼事；從她們皮膚上門齒痕的大小，我研判咬人的動物八成是老鼠。有一段時間，我在雙胞胎的臥房裡到處放黏鼠板，但我抓到的老鼠實在太多，最後我放棄了。萊絲莉上網找到一位美國女子，她正要回國，想擺脫兩隻貓。我們選了比較大隻的貓，這隻公貓的虎斑在額頭形成Ｍ字，這是埃及貓（Egyptian Mau）的品種標誌。他長得就像古代陵墓牆上描繪的那些貓，連這個品種的名字都很古老：在古埃及，「mau」的意思就是「貓」。
我們給他起名叫穆爾西。當時這似乎是個好點子──選舉剛剛結束，民眾對於埃及最高職位第一次民主選舉之公平仍感到驚訝。穆爾西證明自己是個了不起的捕鼠官，此後我們公寓就再也沒有任何老鼠問題。但隨著政治情勢惡化，這隻貓也承受了罵名。當萊絲莉第一次帶貓去給當地的獸醫檢查時，這位科普特人說：「我討厭這個名字。」「你的兄弟會貓表現就跟總統一樣糟糕。」薩伊德常常這麼說。這件事在鄰居間成了笑話；常常有人跟我說要把我的貓抓去整頓。

#埃及的革命考古学 馬努跟一位伴侶可能會在一起幾星期，或者幾個月，或者更久；有時甚至連直男都會來尋求一段關係。但總有個爆發的契機，畢竟這些私底下的作為跟民眾的恐同心態有如此強烈的衝突。伴侶有時候會痛斥馬努，甚至還會痛打他。「他們愛我，他們在乎我，但他們內在也有這種讓他們會恨我的東西。」他解釋道。他發現，上述的事情無論是在同性戀還是直男身上都會發生，這是他之所以不相信這些標籤的原因之一。你完全無法分辨一個人的行為有多少反映了真實的欲望，又有多少是受到宗教、家庭壓力，甚或嚴格的性別隔離所影響。

#埃及的革命考古学 我所認識的所有人當中，就數馬努對埃及男性性慾的觀點最有見地。就許多角度來看，他都是個局外人，因為他既不打算結婚，也沒有興趣去追逐或騷擾女人。他對其中的剝削和荒唐看得很透徹──不願意讓人看到自己臉孔的嫂子，以及那位向堅定的伊斯蘭主義恐怖分子尋求性事建議的二十二歲司機。但馬努的局外人地位並不完整：畢竟他不停地跟男人上床。其中許多人像他一樣自認為是同性戀，但其他人卻不然。「這就像是我堂兄跟我以前在村裡會做的那種事。」一位伴侶對馬努這麼說，藉此解釋自己不是個同性戀。有些伴侶還會跟他聊他們心儀的女孩。他們對於「何謂同性戀」常常有自己獨有的看法。一個男人只有在自己不是「受」，或者覺得是由自己主導的情況下，才會對男男性行為有興趣。對他們來說，男男性行為跟男同志性行為是不一樣的，而這種態度在埃及有著悠久的傳統，在世界上許多地方也是。

#埃及的革命考古学 在地緣政治方面，沙達特精明而有彈性，而且似乎能直覺掌握到長期的戰略。他意識到納瑟的計劃經濟注定失敗，美國人比蘇聯更有用，以及埃及最好跟以色列鄰居維持和平。但這一切都代表政策的艱辛轉變，處理國內反彈也讓沙達特焦頭爛額。他對伊斯蘭主義者的手法尤其生硬。他在寬容與彈壓之間擺盪，在暗殺事件的前一個月展開嚴厲鎮壓，而負責執行鎮壓行動的則是激進團體伊斯蘭集團（al-Gama'a al-Islamiyya）──有不少成員是曾經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沙達特死時非常不得人心，人們至今仍不時對這位總統遭人刺殺表達喜悅之情。我曾經造訪一座名叫馬臘威（Mallawi）的貧窮上埃及城市，當地人自豪地告訴我，刺殺沙達特的為首之人卡利德．伊斯蘭布里（Khalid Islambouli）就出生在這裡。他們的家鄉男孩，就是黑白相片中對著空椅子開槍的那一位，由士兵變成的恐怖分子。

#埃及的革命考古学 但事實證明沙達特是個出乎各方所預料的複雜人物。他逮捕了許多貪腐的納瑟友人，還跟蘇聯翻臉，在一九七二年驅逐了一萬五千名俄軍部隊及軍事顧問。他對以色列發動突襲，揭開了一九七三年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但不過幾年之後，他同樣出人意料地拜訪以色列國會。沙達特是第一位強調自己宗教信仰的後革命時期領導人──他自稱「信徒總統」──對於遭到納瑟殘酷鎮壓的伊斯蘭主義者，他也推行更寬容的政策。但沙達特個人的信仰相當溫和，他的妻子潔罕（Jehan）不僅受過教育、不覆面，甚至公開為女權發聲。沙達特最教人訝異的是，他寧願激怒伊斯蘭主義者，也要簽訂《大衛營協定》。拒絕蘇聯之後，他轉投美國，著手後來人稱「開放」（Infitah）的自由市場改革。

#埃及的革命考古学 他的背景是這個總統三重奏中最中庸的。他是黑奴的外孫──外祖父在不列顛終結奴隸制度之前被迫來到埃及。沙達特的父親一生結了八次婚，有十三個孩子。儘管家裡窮，沙達特還是把自己想像成是個有遠見的反殖民主義者，只是他早期的許多理念相當紊亂。他同時崇拜甘地與希特勒；有一回，他還寫了封信向死去的元首表露心跡（「我打從心底欽佩您」）。沙達特痛恨不列顛人，但這位年輕人卻是因為父親跟英格蘭人交好，才能獲准就讀埃及的王家陸軍官校（Royal Military Academy）。
沙達特在軍中如魚得水，與納瑟一同投身於「自由軍官」（Free Officers）──一群領導了一九五二年革命的軍人。沙達特以忠誠聞名，納瑟選他為自己的繼承人。當納瑟在一九七○年過世，沙達特登上總統大位時，美國情報界對他仍所知不多。多數人認為他不會長久在位。

#埃及的革命考古学 甘迺迪遭到暗殺一事深深烙印在美國人心中，但對埃及人來說，沙達特的死卻沒有那麼根深蒂固。原因不是缺少視覺方面的提醒。沙達特遇刺的那座司令台至今在首都仍占據顯著的位置，從開羅機場前往市區的幹道也是。每一次我經過時，都會想到一九八一年十月時從報章雜誌上看到的畫面，當年我十二歲。有張照片特別鮮活：在那張黑白照中，一名士兵變身成恐怖分子，對著椅子幾乎空無一人的司令台開槍。那些椅子之所以空著，是因為國家的領導人們若非殞命，就是盡力趴在地上。除了沙達特，恐怖分子當天還殺了另外十個人。
開羅的計程車司機開車經過檢閱台時不時會咕噥幾句禱詞，但多數人都沒有表現出有記憶的跡象。一般人談沙達特的次數，都沒有比他們談另外兩位在革命前統治了半世紀的強人來得多。穆巴拉克沒有領袖魅力，但他的統治期間之長，加上不久前的解放大戲，都讓他在眾人心中相當突出。此外，至今仍有許多埃及人奉納瑟為偶像，比方我的老師里法阿特。你可以叫社會主義者是納瑟派，把穆巴拉克治下得益的資本主義者叫成舊政權的「殘黨」，但沒有任何詞能用來稱呼跟沙達特有關的人──沒有「沙達特派」。

#埃及的革命考古学 每當民眾談到穆巴拉克的失敗，他們通常都把焦點擺在他的人際關係，而非統治的細節。他們鮮少提及制度問題，而是抱怨蘇珊與賈邁勒，還說腐敗的官員與商人利用了老邁的總統。問題在個人，但責任卻不在個人；真要說的話，穆巴拉克只是太相信人了。這或許反映了人心某種深層的模式，因為我還記得自己在極權的中國生活時，也聽過類似的看法。年邁的鄧小平不可能下令士兵對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開槍，下了那個決定的人鐵定是他的下屬。毛澤東原本是個好領袖，直到他的妻子江青得到太多影響力為止。大家都說她必須為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負責。這又是兩國的另一種共同傾向：不知怎的，就算這種獨裁政權是由男性主宰，錯也常常出在女人身上。

#埃及的革命考古学 等到我開始經常走訪阿拜多斯時，距離穆巴拉克垮台已經將近兩年了，而他垮台的故事也已經拋光打磨過，彷彿經過萬人手的硬幣。全國上下民眾說的都一樣：一開始，穆巴拉克是個好領袖，但他後來力不從心。問題有一部分在他妻子。蘇珊．穆巴拉克（Suzanne Mubarak）為婦女議題發聲，讓她受到西方官員喜愛，但多數埃及人對此並不買帳。他們指責蘇珊為兩人的次子──賈邁勒．穆巴拉克（Gamal Mubarak）的政治生涯鋪路。穆巴拉克總統從未指定繼承人，而在政權衰落年間，他似乎打算扶植賈邁勒登上最高之位。如果成真，這將是埃及自一九五二年法魯克一世退位以來的第一個家天下。

#埃及的革命考古学 埃及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牽涉無止境的社會階級、信仰與語言難題，垃圾世界也不例外。薩伊德頭一回邀請我到他家附近，跟他的札巴林人同行（多半是科普特人）一起看足球比賽前，還先耳提面命一番。他警告我別對基督徒說「salaamu aleikum」，還提醒我稱呼任何教士時都得用「abuna」──「我們神父」一詞。無論如何，我都應該避免講出穆斯林的感嘆詞，例如「la ilaha ill'allah」（萬物非主，唯有真主）。這種交流的奇特之處讓我挺樂的：穆斯林垃圾清運人指點曾經的天主教輔祭童如何避免傷害科普特基督徒的感情。

#埃及的革命考古学 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常常告訴我：關於他們的政治理念，我需要知道的每一件事都可以在《古蘭經》上找到。這是伊斯蘭主義者整體共同的主張：理論上，這場政治運動反應了信仰中若干根本而永恆的特質。但這就跟試圖透過閱讀《新約聖經》以理解美國福音派的政治操作一樣有問題。經典是一回事，歷史是另一回事；任何一種社會運動，都是一時一地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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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努近来的心情感觉很反复无常。前往守门人酒吧之前，我们已经先在开罗的另一个区碰面，然后才一起搭计程车到扎马莱克。路上经过一处非法棚户区，马努突然激动起来。“真可悲，”他说，“店里卖的每样东西都很可悲。可悲的杯子，可悲的食物，可悲的民众做可悲的事情。看看这些建筑物——多难看啊。”那一刻，他让我想起数落着这座城市之衰败的里阿法特。但马努话锋一转，讲起他以后会多么想念开罗闹区。尽管跟邻居相处不愉快，马努的成年生活中以那间公寓为家的时间仍然比其他地方更久。
他在德国只有几个朋友，而且他从来没学过德语。没有人保证他一定能得到庇护。就算他申请成功，情况也很可能很困难，毕竟发生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战争让难民正如潮水般涌入德国。他说自己很担心初到德国的日子，我则试着安抚他。我说他做的是对的，毕竟至少他在德国可以过着正常的生活，不用担心警察或邻居。
“所以我才沮丧，”他说，“我为什么在这里就不能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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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还小的时候，她们很少去离蛛网大楼很远的地方。我们会在附近散步，她们读的也是附近的托儿所，周末时则到扎马莱克南端的私人园区杰吉拉俱乐部玩耍。她们通常一次不会离开这座岛几个月以上的时间。
等到我们买了那辆本田房车，女孩们也长大了些之后，我们就开始带她们去看古迹。我们第一趟短程出游是去代赫舒尔(Dahshur)的红金字塔和曲折金字塔，之后再带她们去解放广场边的埃及博物馆。她们满五岁前的冬天，我们一家人开长途车到上埃及玩。我走东沙漠公路去艾斯尤特，接着跨到河谷西岸，继续前往阿拜多斯。我们在城里待了几天，走访“须纳”和塞提一世神庙，之后往卢克索与国王谷前进行。
我很好奇，这几趟旅程会如何在女孩们的记忆中回荡。即便是到最宏伟的古迹一游，过程中得到的体会依然有某种私密感，因为观光客已经抛弃了这些地点。我们开车去红金字塔的时候，就把车停在金字塔底部旁边，仿佛把车暂停在朋友家一下。停车场里没有其他车子；入口处的警卫无聊得很，根本懒得跟着我们进入金字塔。我们走下两百英尺的陡峭阶梯，经过一间内室，之后才抵达斯尼夫鲁王在金字塔深处最终下葬的墓室。双胞胎的声音在梁托顶回荡。
到了阿拜多斯与卢克索的神庙，她们好喜欢在巨大的石柱间玩耍。法老的形象令她们着迷不已，尤其是开罗与卢克索等地的博物馆公开展示的阿肯那顿石像。从南方之旅返家后，女孩们迷上了画戴着战场头盔的国王与标志性蓝色王冠的娜芙蒂蒂。她们会玩角色扮演，而且很喜欢名字的字母排列：爱丽儿是阿肯那顿，娜塔莎是娜芙蒂蒂。过去两年来，她们总坚持穿一模一样的衣服，结果这下突然变了：爱丽儿穿裤子，娜塔莎穿裙子。莱斯莉和我为此松了口气，我们再也不用为找一样的衣服来搭配而操心了。十八王朝以超乎我们所能的方式说服了女孩们。
那年春天，她们学校订了一天，让孩子们打扮成书里自己最喜欢的人物来上学。我们分工合作：我根据阿玛纳出土的文物形象来设计衣服，莱斯莉到扎马莱克各地找材料，阿缇雅把一切缝起来。当女孩们在街上踏着大步，往学校走去时，附近一些大楼的管理员甚至大声叫好。班上有个同学的家长看到娜塔莎高高的蓝色王冠时说：“噢，看看人家公主！”
“我不是公主，”娜塔莎回，“我是共同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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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EDA合作区内，我发现跟年轻埃及女性劳工讲话并不困难。她们和埃及男人一样，多半有魅力、风趣而外向。我是陌生男人，如果是在她们家附近，她们对我的态度就会谨慎得多，但这里是中国人的厂区，她们比较自由。她们经常主动接近我，坦率问我打哪儿来，做哪一行，对这个地方有什么看法。她们会跟男同事嬉闹调情，还会跟自己的中国老板顶嘴。她们笑着告诉我自己学会的中文：好、坏、我想休息、阿里巴巴。基本上，人在埃及的每一位中国业者都拿阿里巴巴这个《一千零一夜》的人物当作“小偷”的同义词。
我在中国生活时去过好几十家工厂，而我经常发现年轻女工个性都很害羞孤僻。遇见外国记者就有可能吓着她们，通常得见过好几次面，她们和我说话时看起来才会比较自在。要是让我比较第一印象，无视文化或经济脉络的话，我一定会觉得埃及妇女比中国妇女更可能有所成就。
但长期而论，环境与体系却比个体的人格影响更大。问工人“有朝一日，会不会想自己开工厂或做生意”就是最有鉴别度的问题。中国那些害羞退缩的女孩几乎毫不迟疑——这是她们梦想的一环，许多人还真的实现了。但埃及妇女对这个问题却付之一笑。有一位说：“这不可能！(Mish mum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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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内衣方言中最重要的字是"arusa"，也就是“新娘子”。中国人发音会念成“阿鲁莎”(alusa)，而且他们常常使用这个字；在开罗，会有中国人用大袋子装满衣服和内衣，在不同地区挨家挨户叫卖，叫卖声就是“阿鲁莎！阿鲁莎！”在中国人开的店里，老板用“阿鲁莎”当作标准的称呼，来招呼任何上门的女性顾客。
回来说情人节这天，一袭绿松石色衣服的教长离开不久，就有一位“真正”的“阿鲁莎”走进“中国之星”。她十九岁，婚礼安排在下半年。从旁陪着这位“阿鲁莎”的人有未婚夫、母亲，以及十六岁的弟弟。琪琪开始从架上挑衣服。
“阿鲁莎，这件要不要？”她一面说，一面拿出一个上面标着“春蝶性感网衣”的盒子。先是由“阿鲁莎”端详这件网衣，接着传给未婚夫，再传给妈妈，最后传到弟弟手上。盒子上印了两张照片，正面与背面各一张，是一名斯拉夫人长相的模特，脚踩高跟鞋，穿着从脖子到脚踝的蕾丝紧身连身网衣和丁字裤，表情若有所思。正值青春期的弟弟端详这个盒子良久。最后盒子进了那堆“核可”的衣服里。
在埃及人的婚姻中，双方负责出钱的物品会明定在婚约中，而衣服和女用内衣就是“阿鲁莎”部分的责任——这就是女性内衣市场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我在开罗认识的制造商董卫平告诉我，除了自家工厂的生产之外，他每年还得从中国海运十个货柜的女性内衣。那位“阿鲁莎”和她的家人在“中国之星”花了一个多小时，挑了二十五套睡衣与内裤套装，另外买了十套内衣、十件胸罩与一件性感网衣。那位母亲付的金额相当于三百六十美元，对于艾斯尤特这个穷中之穷的埃及省份来说，可是一大笔钱。她说，他们准备在婚礼前再光顾两、三间服饰店。
他们是相当热情投入的血拼客。过程中，当琪琪展示某件睡衣时，他们甚至自动报以掌声。“你们觉得呢？”琪琪问的时候，手里拿的是一件透明上衣加粉红色丁字裤的套装。
“真主啊，这衣服真美！”未婚夫说。他在艾斯尤特担任律师，而他的“阿鲁莎”则在大学读法律。她能言善道，衣着得体，还披了一件厚重的绿色大衣。她的希贾布以保守风格紧紧系在下巴处。
他们这种传统中上阶级家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这场购物行动中似乎完全没有违和之处。说实话，他们购物的气氛既纯真又欢乐，“阿鲁莎”丝毫没有表现出一点难为之情。我保证，即便是最有自信的美国女子，对于跟自己的未婚夫、母亲和青春期弟弟一起逛内衣店也会感到不自在，何况在场还有两个中国人老板、老板助手和一个外国记者。我在上埃及的其他店家也看过相同场面，“阿鲁莎”总是由友人或家人陪伴，整个过程几乎不跟性联想在一起。
而且，身为“阿鲁莎”，多少也是需要观众的。中国商人有时会告诉我，埃及女子买这些衣服是为了在晚上跳肚皮舞给丈夫看——我怀疑这个理论是从电影看来的，跟真实的行为无关。但从打比方的角度来说，这说不定是真的。每当我看到有任何“阿鲁莎”跟朋友或家人一起来买内衣，我总觉得这名女子是在台上表演，为未来的角色作准备。
回来谈“中国之星”，我问那位母亲，她女儿婚后会不会从事律师工作。“当然不会！”她说。“她会待在家里。”她的口气相当自豪，就跟萨伊德和其他男人提到自己的太太不用工作时如出一辙。在埃及阿语中，“阿鲁莎”的另一个意思是“娃娃”——小孩子用这个字称呼他们为之穿脱打扮的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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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埃及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个中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改革流露出关心。他们常常提到自己认为是缺点的地方——民众缺乏工作伦理，政府缺乏制度——但口气却跟许多西方人大不相同，其间没有什么失望之情；中国人似乎如其所是地接受这些缺点。他们身上也没有原罪，毕竟中国没有中国业者对埃及革命的结果感到失望。原因倒不是因为他们相信“阿拉伯之春”带来正面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对此不抱任何信心。
二〇一二年，穆尔西当选总统后的首度国事访问就是前往中国。等到塞西在将近两年后当选之后，他则马上去了中国一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领导层的更迭对中方来说有任何差异。在开罗，我认识一位来自另一个亚洲国家的外交官。她曾经在中国生活过，也经常跟中国官员打交道。我把自己跟女性内衣商人和企业主打交道的经验告诉她。这位外交官说，我的经验让她想起自己工作时观察到的现象。
“人家喜欢什么，中国人就卖他们什么，”她说，“他们不问问题。他们不在乎你拿他们卖的东西做什么。他们不会问埃及人要不要举行选举，或是会不会镇压民众，或是把记者关进牢里。他们不在乎。”她接着说，“美国人认为，‘只要大家都像我，他们就比较不会攻击我。’中国人不做如是想。他们不打算让全世界跟他们一样。他们的策略在于建立经济关系，如此一来，只要你破坏这些关系，那你伤得也会跟他们一样重。”
据估计，前来非洲的中国人或许有百万之谱，而他们建立连结的策略常常能创造出榨取资源的机会。中国人兴建高速公路、医院、机场与其他基础建设，收获的回报则是从非洲取得中国短缺的矿产与各种资源。但中国人对埃及的盘算不同。埃及拥有的天然原料很少是中国需要的，但该国却有廉价的劳动力以及重要的战略价值。中东地区提供中国所需的半数原油，而中国对欧洲贸易也大半得经过苏伊士运河。
中国人也看到机会，在美国声望严重受挫的区域站稳脚跟。塞西当选后，中方决定将开罗使馆人数增加三分之一，并兴建新使馆。他们还宣布计划将温泉镇的合作区扩大几乎两倍。但你很难想象要用什么填补空间，毕竟不久前已经有几间工厂在经历吸引劳力方面的问题后关门大吉了。
我在埃及观察到规模各异的中国商业活动，小至中小企业主，大至拿政府资金的大型计划，而这些活动的结果一概取决于同样的社会议题：女性地位。女性内衣商人用自己的草根直觉，嗅出一种从埃及的性别差异和婚姻传统生财的聪明方法。与此同时，国有的工业区——以生硬的方式试图引入中国的发展样板——却在失血。每当我走访TEDA，我都住在唯一的一间旅馆，旅馆名字叫“瑞士旅馆”(Swiss Inn)，挺符合这个合作区的混搭精神。这里很少有其他客人。晚上时，我会走过荒凉的街道，到园区内唯一的中国馆子“喜运”(音译)点清真饺子。中国的工业城通常在入夜后都很有精神，但这个地方死气沉沉——没有夜班的机器运作轰轰声，也没有成群结队、穿着制服的工人。光是一条路，我就数到有两百三十二座不会亮的路灯。一名园丁告诉我，他的团队原本种了一千棵棕榈树，但多半都因缺水死掉了。埃及不缺华而不实、方向出错的沙漠建设，而且古今皆然，但TEDA却是其中最诡异的：撒哈拉沙漠中失落的中国工业城，此处的厄齐曼蒂亚斯之梦，只不过因为“没法让女人走出自己家门”这个小小的失败而梦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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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埃及“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无论局势如何，都有让人乐观的一面：许许多多的埃及人——尤其是埃及年轻人——变得愈来愈投入政治。民众经常提到，回到穆巴拉克的时代，大家对政治有多么漠不关心。如今你很容易看到令人振奋的例子：积极的年轻人收集请愿书，非法棚户居民以社会正义之名走上街头。
但随着时间一久，我对于这种“突然参与政治活动”的看法也愈来愈谨慎。民众在参与之前没有任何准备，而且他们多半不信任传统的机制与手法。他们鄙视任何一种协商，痛恨政党；在他们看来，一切都应该在个人层级上为之。“起义”发起人之一，二十七岁的律师卡里姆·马斯里在我第一次拜访总部时解释说：“党派不该存在。我们都是埃及人。我们不想分化国家。”
四十多年前，政治学大家Samuel P. Huntington是这么描述他所谓的全民干政国家(praetorian state)：“『政治制度化』赶不上『政治参与』的国家。”一旦缺乏稳定的政党与其他组织来拿捏国家的分寸，结果就是门外汉的一连串蛮干。在全民干政国家中，“收集请愿书的社运人士”、“走上街头的示威者”、“解散国会的法院”或“发动政变的军方”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Huntington写道：“每一种社会力量都会透过自己最强大的资源与战术来确保达成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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