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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控制中的人的因素

在所著《监控国家》中，两位记者李肇华(Josh Chin)和林和(Liza Lin)描绘了中国当局如何运用高级国家数据库、在线身份档案、面部识别数据、指纹以及旅行历史。此外，中国大范围覆盖的闭路电视摄像头网络则作为一个次要，但更加有力的监控系统。这些摄像头捕获相关线索以后，运用来自数家中国公司例如华为、商汤、旷视以及中国电科等提供的AI面部识别软件进行即时分析。由于缺乏严格的法律法规以及数字隐私法典，中国的科技巨头和国安制度的运行几乎不受限制。这让他们得以追踪电话、监视网络购物，以及破译消息。

这里的逻辑在于，通过使用并分析大量的行为特征数据来实行预防政策，中国政府能够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并且保持严密的控制。如同马云于2015年对高级安全官员说的那样，“你有足够的数据、你有足够的计算能力，你就能预测问题、预测未来、判断未来。”

然而，尽管中国的数据监控网络可能越来越高级，它依旧极度依赖于人。并且，如苏珊娜·斯科金斯(Suzanne Scoggins)所言，中国的警察官员认为加强社会控制不利于他们日常处理犯罪工作，并且加重了他们原本就很重的工作负担。

例如，一位北京著名景点附近的警官声称，他们必须每时每刻检查人们的身份证件，以满足“上面”的严苛配额。在访谈中，他表示自己并不想完成这个工作，并认为它毫无意义，徒然占据着他已经忙碌不堪的日程。他还说，他想要的是帮助人民，而不是恫吓他们。

他指向他所在的派出所，它位于人行道上，只有一辆公交车那么大，他说他在那里与三位辅警一起工作。不过，他认为那些辅警“素质低下”。因此，即便是做像检查身份证件这样最为乏味的工作，他也不信任他们。

地铁安保的工作经历也揭示了那些一线安保工作者的另一个维度。与其他地方不同，中国城市的地铁系统有安检，在那里，安检员使用金属探测器对所有乘客加以扫描。此外，所有的背包都要通过X光检包机。在对随机选出的8个北京地铁站的一项调查中，每个地铁入口有大约10个地铁安检员做着只需4个工作人员就能完成的工作。他们通常装备有防暴防恐武器，例如防暴盾、防弹衣、头盔以及防暴钢叉。显然，北京政府在地铁安保上投入了额外的精力。

然而，相较于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向地铁安保投入的大量资源，安保人员自身却对自己的工作显得漫不经心。在调查的8个地铁站中，只有4个地铁站的安保人员会认真地观察检包机的图像，其他的要么是在与他人聊天，要么在玩手机。而这8个地铁站的检包机根本没有正确地工作。他们很少举手示意，即便是在机器响起警报的时候，也没有拦停过任何乘客。每个人都在与其他人闲聊，而其他人似乎也没有把工作当回事。

与北京比起来，上海地铁站的安保人员更少：每个入口只有四名安保。他们对待工作更加浮皮潦草。检包机不是强制的；人们只需要打开他们的包并且向安保们“展示”包内物品。安保并没有让乘客打开所有拉链。他们甚至经常没法看清打开的包里面有什么东西，也没有试着去看清。这更像是个仪式，而不是真正的安保措施。

此外，每到人流高峰时，安保会停掉所有的安检措施，并试图让人们尽快通过检查点。在几个案例中，他们甚至不让人们把包放上检包机，并催促他们尽快过安检。

这些对基层安保人员的观察有何意义？一些人会觉得这些基层人员只是站在原地无助地等待有AI加持的大数据监控系统取而代之。然而，一个观点注意到，中共强调了群众路线对建立安全国家的意义。

近年来，习近平强调“枫桥经验”作为社会治理的理想模板。枫桥经验起源于19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的浙江，它通过“发动群众”来“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并且在基层引导群众去改造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枫桥经验强调通过群众监督对坏分子加以改造，而非逮捕与肉体消灭。

枫桥经验本质上是一种群众路线的方法；它包含着相辅相成的从下到上以及从上到下的进程：“从群众中来”和“到群众中去”。它依靠“群众”去就地解决社会和阶级的冲突与“矛盾”。

建立监控国家并不是目标本身，而是目标的重点。这个伟大目标是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在此过程中，高科技监视系统只是公式的一部分。习近平论述的枫桥经验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矛盾不上交”： 在冲突蔓延成严重社会问题并威胁稳定之前就将其解决。因此，习近平认为社会治理必须以人为本。社会控制，安全维护，以及解决问题必须将安全机构——“干部”——与群众相结合。基层政府应当咨询群众意见，聚积群众智慧，理解群众愿望，贯彻群众意图。

因此，在习近平眼中，基层安保人员，无论是警察，保安，志愿者，还是网格员，都不可替代；而技术只是为了加强他们的能力。他们代表了群众路线，并且作为可靠的社会调解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人民打成一片，且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为政权蒙上一层温情的面纱。他们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同时加强了地方党组织乃至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干群互动也带来了更高的信任和更紧密的纽带。中共宣传安保人员的努力工作以让现代干部的角色变得丰满，同时提醒着社会：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依旧还在。

地方干部应当从枫桥经验中获益匪浅，因为技术进步能够增强他们的能力并简化他们的工作。然而，作为枫桥经验的重点应用之一的网格员系统，却让干部们——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干部——怨气冲天。一位干部表示，他们“开会学枫桥，闭会骂枫桥”。

在大城市，人们住在人口密集的社区里，网格员系统与社区系统互有交叠。然而，到了农村，网格经常跨越自然或行政村边界，有时甚至跨越了镇的边界。结果，有干部形容此为“徒具形式”。由于农村地区人力缺乏，驻扎在镇上的地方干部——中共在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排头兵——必须扮演好网格员的职责。理论上，网格员需要拜访网格内所有的住户，收集他们的信息，并将其登记到政府数据库。然而，如同一名镇级干部所言，在大网格里走访所有的住户费时太多，如果他真的认真对待，“就没时间做别的工作了。”于是，他在没有做任何走访的情况下编造了数据，因为他知道“没人会使用或确认这些信息”。

中共想要打造一个全方位监控系统来保卫一个新的“和谐社会”，而迅猛的技术进步让政府感到这一歹托邦式的目标指日可待。不过，就此断言中国迅速建成的监控系统能够取代传统上由群众主导的保安系统是不正确的。人民始终是习近平社会控制愿景的前沿与核心，而技术仅仅是为了完善“群众路线”。

然而，从基层安保人员想方设法地逃避这些无聊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真实的案例显示了这个安全国家存在着漏洞。这些安保人员觉得这些工作毫无意义，因此他们在完成这些社会控制任务时显得马马虎虎，只是为了完成下发的任务。上述警察的案例也展现了警察和辅警之间的矛盾——后者原本是为了减轻警察的工作负担并补充警力缺口而存在的。上海地铁安保的案例显示了他们会为了人们生活的便捷而放松安检规则。而农村的干部则会左右为难于他们身兼地方干部与网格员时永无止境的工作任务。

基层安保人员的逃避为习近平的群众路线社会控制愿景打下了问好。尽管在技术和资源方面投资甚巨，中国安全国家的表象依旧可能由于人的因素而轰然撕裂。

原文：https://thediplomat.com/2023/07/the-human-level-of-chinas-security-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