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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向中央计划
（原文摘自《经济学人》7月底8月初刊）
中央计划者的问题并不是他们会犯错。毕竟，所有人都是会犯错的，即便是（啊，好羞耻）杂志的专栏作者。技术官僚的麻烦在于如何应对计划的出错。司空见惯的是，每当目标没有实现，或是政策适得其反，他们的解决方法就是将另一个计划提上日程。

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这一过程正愈发地显眼。农村的政策已经成为了一堆由各种互相矛盾的首要任务、核心原则以及不可逾越的“红线”纠结在一起的乱麻。看上去这与1980年代的翻转性改革——那时集体农场解体而农民得到许可去按照市场需求种植作物——渐行渐远。

在顶层部门，对计划的坚持卷土重来。就在最近，7月20日，在权势部门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再一次提到了他反复提及的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这是习近平的高频短语，用来表达“国家的重要事物”以及“国家优先考虑的事物”。最终，这位伟大领袖和他的下属强调了他们需要在中国有限的优质耕地应当用来增产粮食，而不是水果或花朵这些可有可无的事物。

长期以来，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在担忧到底如何用占世界9%的可耕地和6%的饮用水来养活近乎五分之一的人口。习近平打算让中国不那么依赖进口粮食，特别是在一个国际局势紧张的年代。于是他提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部分地由于从上而下的价格管控，农民通过种植主粮很难赚钱。因此粮食安全挑战了习近平的另一个标志性政策：在扶贫以及“乡村振兴”的名义下通过确保高价值作物以及农业产业化来提高农民收入。

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们开始陷入狂热，而更少诉诸常识。村干部们已经在派遣推土机去铲平果树。在成都西南，茶馆记者看到人们刚刚开始在高速路边，以及一个新的郊区公园——成都环城生态公园——里面种植玉米和向日葵。在西南省份云南，梯田被切开，横铺在山坡上。每当这些事件被拍成视频传到网上，一些气愤的网民就会回顾毛时代企图将食物种植在陡坡上的灾难性运动。其他人则会提起自1990年代开始的另一场国家焦点，名义上是为了通过植树造林来对抗水土流失与沙漠化，包括在没有充分开发的田地上种植树木。这个运动在“退耕还林”的口号下运行。

这些抱怨传到了北京。六月，自然资源部下达指示，禁止地方政府在陡坡上和生态脆弱的地方耕种，或是“一刀切“地将如果园、幼儿园、鱼塘等地推平以创造新的耕地。官员在夺回被非法占用以作建设或用作其它盈利目的的可耕地的时候，需要”留出一定过渡期“并在任何时候保护农民的利益。

于是，在最终，一个宏大的目标浮出水面。它包含了新的计划以及一连串失败的谋划。在四川省省会成都市内以及周围，官员正在关注习近平最新的指示。那意味着增产粮食。他们在表面上做到了遵命。习近平于去年视察了肥沃的成都平原，再次强调了它历史上作为”天府粮仓“的角色。这些词汇，连同习近平思想中关于粮食安全以及耕地的话语一道，出现在村庄的墙上，以及路边的宣传海报上。

去往成都南部平山村四组（fourth section）的路蜿蜒起伏，仿佛在游乐场坐过山车。这里的每一寸红土地都得到了利用。一小块地上种植着味道呛人的川辣子，李子树，葡萄，还有茶叶。这里的收入依然很低。2011年，官员们因为他们遵循当时的大政方针搞“退耕还林”而自豪。在平山，这一举措包括种植桑树并扶持养蚕。官方媒体预测这将开启“新的致富路”【未找到原文】。如今桑树早已不在。一些激动的网民声称中国正在推动一场全国性的毁林运动。而实际情况比这更复杂。桑树并不赚钱，于是村民们不再种植它们——一个戴着太阳镜、光着膀子的男人在告诉我们，而不远处一个三轮车上的小孩正在看着他。但平山并没有再卷入这场大规模的退林还耕运动，因为这里太干旱，又远离主干道，这位年轻人补充道。万幸，他有了另一个开挖掘机的工作。去年，这份兼职将他带到了另一个村子，去将那里的橘树铲平，搞成耕地。问及农民对此的反应，他笑了笑，回应道“政府要搞，他们敢不满意？”
因为党最懂

在附近的Yueying村，当地人谈到一个邻居被迫放弃了他的树。不过，由于他是党员，他被告知“起带头作用”并放弃抵抗。在Gaohe村，一位Luo姓农民描述了政策的大转向。“在我年轻时，我们在这里种稻子。”Luo先生解释道。随后当地人受鼓励把他们的小块地皮租给企业，用来种葡萄和其他经济作物。“这些都不怎么成功，所以他们把地还给我们，我们开始种橘子。”他说。他家里的六亩地（0.4公顷）种了几百株树，每亩年产30000元（4200美元）到了去年，这些树都被连根拔起，而土地被转给了一家公司，作为相连的20公顷大地块的一部分，用于种植主粮。Luo家每年每亩只得到1200元的补偿。他对这些阴险狡诈而又反复无常的计划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他的收入主要源自附近镇上的工作，而务农只是补充。“国家要我们种粮，我们就种粮。”他说。在习近平的中国，政策就像天气一样变幻莫测，除了忍耐，你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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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控制中的人的因素

在所著《监控国家》中，两位记者李肇华(Josh Chin)和林和(Liza Lin)描绘了中国当局如何运用高级国家数据库、在线身份档案、面部识别数据、指纹以及旅行历史。此外，中国大范围覆盖的闭路电视摄像头网络则作为一个次要，但更加有力的监控系统。这些摄像头捕获相关线索以后，运用来自数家中国公司例如华为、商汤、旷视以及中国电科等提供的AI面部识别软件进行即时分析。由于缺乏严格的法律法规以及数字隐私法典，中国的科技巨头和国安制度的运行几乎不受限制。这让他们得以追踪电话、监视网络购物，以及破译消息。

这里的逻辑在于，通过使用并分析大量的行为特征数据来实行预防政策，中国政府能够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并且保持严密的控制。如同马云于2015年对高级安全官员说的那样，“你有足够的数据、你有足够的计算能力，你就能预测问题、预测未来、判断未来。”

然而，尽管中国的数据监控网络可能越来越高级，它依旧极度依赖于人。并且，如苏珊娜·斯科金斯(Suzanne Scoggins)所言，中国的警察官员认为加强社会控制不利于他们日常处理犯罪工作，并且加重了他们原本就很重的工作负担。

例如，一位北京著名景点附近的警官声称，他们必须每时每刻检查人们的身份证件，以满足“上面”的严苛配额。在访谈中，他表示自己并不想完成这个工作，并认为它毫无意义，徒然占据着他已经忙碌不堪的日程。他还说，他想要的是帮助人民，而不是恫吓他们。

他指向他所在的派出所，它位于人行道上，只有一辆公交车那么大，他说他在那里与三位辅警一起工作。不过，他认为那些辅警“素质低下”。因此，即便是做像检查身份证件这样最为乏味的工作，他也不信任他们。

地铁安保的工作经历也揭示了那些一线安保工作者的另一个维度。与其他地方不同，中国城市的地铁系统有安检，在那里，安检员使用金属探测器对所有乘客加以扫描。此外，所有的背包都要通过X光检包机。在对随机选出的8个北京地铁站的一项调查中，每个地铁入口有大约10个地铁安检员做着只需4个工作人员就能完成的工作。他们通常装备有防暴防恐武器，例如防暴盾、防弹衣、头盔以及防暴钢叉。显然，北京政府在地铁安保上投入了额外的精力。

然而，相较于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向地铁安保投入的大量资源，安保人员自身却对自己的工作显得漫不经心。在调查的8个地铁站中，只有4个地铁站的安保人员会认真地观察检包机的图像，其他的要么是在与他人聊天，要么在玩手机。而这8个地铁站的检包机根本没有正确地工作。他们很少举手示意，即便是在机器响起警报的时候，也没有拦停过任何乘客。每个人都在与其他人闲聊，而其他人似乎也没有把工作当回事。

与北京比起来，上海地铁站的安保人员更少：每个入口只有四名安保。他们对待工作更加浮皮潦草。检包机不是强制的；人们只需要打开他们的包并且向安保们“展示”包内物品。安保并没有让乘客打开所有拉链。他们甚至经常没法看清打开的包里面有什么东西，也没有试着去看清。这更像是个仪式，而不是真正的安保措施。

此外，每到人流高峰时，安保会停掉所有的安检措施，并试图让人们尽快通过检查点。在几个案例中，他们甚至不让人们把包放上检包机，并催促他们尽快过安检。

这些对基层安保人员的观察有何意义？一些人会觉得这些基层人员只是站在原地无助地等待有AI加持的大数据监控系统取而代之。然而，一个观点注意到，中共强调了群众路线对建立安全国家的意义。

近年来，习近平强调“枫桥经验”作为社会治理的理想模板。枫桥经验起源于19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的浙江，它通过“发动群众”来“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并且在基层引导群众去改造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枫桥经验强调通过群众监督对坏分子加以改造，而非逮捕与肉体消灭。

枫桥经验本质上是一种群众路线的方法；它包含着相辅相成的从下到上以及从上到下的进程：“从群众中来”和“到群众中去”。它依靠“群众”去就地解决社会和阶级的冲突与“矛盾”。

建立监控国家并不是目标本身，而是目标的重点。这个伟大目标是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在此过程中，高科技监视系统只是公式的一部分。习近平论述的枫桥经验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矛盾不上交”： 在冲突蔓延成严重社会问题并威胁稳定之前就将其解决。因此，习近平认为社会治理必须以人为本。社会控制，安全维护，以及解决问题必须将安全机构——“干部”——与群众相结合。基层政府应当咨询群众意见，聚积群众智慧，理解群众愿望，贯彻群众意图。

因此，在习近平眼中，基层安保人员，无论是警察，保安，志愿者，还是网格员，都不可替代；而技术只是为了加强他们的能力。他们代表了群众路线，并且作为可靠的社会调解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人民打成一片，且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为政权蒙上一层温情的面纱。他们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同时加强了地方党组织乃至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干群互动也带来了更高的信任和更紧密的纽带。中共宣传安保人员的努力工作以让现代干部的角色变得丰满，同时提醒着社会：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依旧还在。

地方干部应当从枫桥经验中获益匪浅，因为技术进步能够增强他们的能力并简化他们的工作。然而，作为枫桥经验的重点应用之一的网格员系统，却让干部们——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干部——怨气冲天。一位干部表示，他们“开会学枫桥，闭会骂枫桥”。

在大城市，人们住在人口密集的社区里，网格员系统与社区系统互有交叠。然而，到了农村，网格经常跨越自然或行政村边界，有时甚至跨越了镇的边界。结果，有干部形容此为“徒具形式”。由于农村地区人力缺乏，驻扎在镇上的地方干部——中共在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排头兵——必须扮演好网格员的职责。理论上，网格员需要拜访网格内所有的住户，收集他们的信息，并将其登记到政府数据库。然而，如同一名镇级干部所言，在大网格里走访所有的住户费时太多，如果他真的认真对待，“就没时间做别的工作了。”于是，他在没有做任何走访的情况下编造了数据，因为他知道“没人会使用或确认这些信息”。

中共想要打造一个全方位监控系统来保卫一个新的“和谐社会”，而迅猛的技术进步让政府感到这一歹托邦式的目标指日可待。不过，就此断言中国迅速建成的监控系统能够取代传统上由群众主导的保安系统是不正确的。人民始终是习近平社会控制愿景的前沿与核心，而技术仅仅是为了完善“群众路线”。

然而，从基层安保人员想方设法地逃避这些无聊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真实的案例显示了这个安全国家存在着漏洞。这些安保人员觉得这些工作毫无意义，因此他们在完成这些社会控制任务时显得马马虎虎，只是为了完成下发的任务。上述警察的案例也展现了警察和辅警之间的矛盾——后者原本是为了减轻警察的工作负担并补充警力缺口而存在的。上海地铁安保的案例显示了他们会为了人们生活的便捷而放松安检规则。而农村的干部则会左右为难于他们身兼地方干部与网格员时永无止境的工作任务。

基层安保人员的逃避为习近平的群众路线社会控制愿景打下了问好。尽管在技术和资源方面投资甚巨，中国安全国家的表象依旧可能由于人的因素而轰然撕裂。

原文：https://thediplomat.com/2023/07/the-human-level-of-chinas-security-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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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会怎么说？中国如何训练记者“正确报道”

经济学人 7月22日刊

一个新的小程序会告诉他们所有应该知道的

几年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国营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工作作出了指示。他要求“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但他也告诉记者他们应当“爱党、护党”。他没有解释当这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记者该如何是好。

6月30日推出了一个专为中国记者而设计的新的教育小程序〔“记者之家”微信小程序〕，它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党排在第一位。小程序上有个一学时的课，名为“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另一个则是讲如何“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这像是个鼓点，”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一个位于美国的研究组织——的成员David Bandurski表示，“他们要提醒记者党是掌控一切的。”

中国是全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但这个小程序只是诸多软控制手段之一。自2014年起，所有的记者都必须考试通过才能获得记者证。它考察行业知识——以及党的意识形态。一位前记者没有通过这项考试，因为她忘记了“四个全面”——习近平费解的民族主义口号之一。她事先读过习近平的讲话，“但他说过的东西太多了！我只是随便写了四个东西。”她说。（她写对了两个。）

在习近平于2012年掌权之前，记者享有更多的追根究底的空间。一些记者调查腐败、污染以及包括移工在内的受压迫群体。2008年，在西南省份四川发生毁灭性地震时，一些直言不讳的报道揭露了地方官员的失败。一些商业化的出版物，如专注于商业和经济新闻（很少涉及敏感政治话题）的《财新》杂志至今还传承着这种精神。

一位国营媒体的记者坚称他和他的同事还在“揭露真相”。他提到最近引发舆论狂潮的事件：南方一家学院的餐厅里吃出老鼠头——而权威机构声称那是鸭脖。此外，在中国新闻奖去年的获奖者中，有一篇是在中国北方调查黑土的非法买卖。

不过，在受到共产党监管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这个奖时，它提到的是习近平“十分关注东北黑土地保护工作”。其他获奖的大部分都是对党的吹捧文章，其中之一题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一些灰心丧气的记者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六月底，中国社交媒体就大学新闻学专业是否还值得去读引发了一场激烈辩论。许多人给出了否定答案。业内的批评者痛斥国有媒体毫无底线地迎合政府。对记者而言，则如一条评论所说：“新闻专业只会教你一件事：乖乖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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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2023年7月第一期《经济学人》封面文章）

##东亚的不均衡革命:新的亚洲家庭

导语：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的人民正在摆脱儒家式家庭。在这方面，他们的领导人已经落后了。

“亚洲价值观”这一概念曾经被这一地区的领导人们所推崇，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这样的想法——东亚和东南亚的集权政府相对于腐朽的西方有一套独特的经济优势——突然看起来没有说服力了。如今，在已然富起来的东亚，这些受到大肆吹捧的价值观背后的另一面看起来甚至更加摇摇欲坠。无论是中日韩台，亚洲人向往保守家庭生活这一前提正在崩溃。在我们本周的亚洲和中国报道栏目中，数以兆计的年轻人选择了更加自由，经常是独身以及——在东亚的概念中——相对不那么男性主导的家庭形式。在这个超过五分之一的人类居住的地方，社会经济和人口变化将带来巨大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可能重塑数百万人的生活。
日本是第一个出现明显转变的地方。1980年，至少有一个孩子的已婚夫妇占了家庭总数的42%，单身者占了20%。这个数字已经翻转。到了2020年，育有孩子的已婚夫妇占了家庭总数的25%，单身者占了38%。衰退还在继续。去年，18-34岁的日本人中，17%的日本男性和15%的日本女性说他们不会结婚，而1980年代早期，这些数字分别是2%与4%。而在中国，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低的结婚数字，只有十年前的一半。
中日韩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步所有发达国家的后尘。在1960到2010年之间欧洲的结婚率由于种种原因下跌了一半，现在这些原因也导致了东亚结婚率的下跌。对许多人而言，婚姻正在变得不合时宜且难以负担。整个东亚依旧广泛信奉儒家教条，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形式。在韩国，结了婚的女人被称为집사람（Jip-saram），也就是“内人”，而她的丈夫则被称作남편（男便，Bakat-yangban），意思是“在外的男人”。
高企的房价成了一个新的阻碍因素——它阻碍了人们购买婚房。非传统的家庭形式变得更加能被接受；除了单身之外，它们还包括隔代同居（intergenera­tional flat-­sharing）以及更加不常见的姘居以及同性恋。而数量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女性正在为专注事业而推迟婚姻。
传统观念同样困扰着参加工作的女性。东亚有着全世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群体，但这里的女性就业记录却不容乐观，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还在恶化。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153个国家的性别平等排行榜上，中国——这个据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地方——从2006年的63位下滑到2022年的102位。在经合组织（OECD）的国家里，韩国的性别收入差距是最大的。
如果这些听起来让人感觉似曾相识，那么，有两个原因使得东亚的巨大社会变迁显得与众不同且非常危险。首先，对未婚生子的忌讳一直如往日一样严格。纵观OECD国家，40%的生育为未婚生子。而在日韩台，未婚生子比例不到5%。（中国的数据无法获得，但显而易见不会比这个数字更高。）
后果便是生育率暴跌。韩国生育率为0.78，是有史以来的最低值。而台湾也仅比这个高一点点。中日的生育率只有人口替代率的一半。中国残酷的一胎政策加剧了人口的下降，如今已被陷入恐慌的有关部门代之以三胎的号召。但根据整个地区的形势来看，这是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根据预测，从2020年到2075年，四个东亚国家的总人口将缩水28%。
其次，这些国家的政府让情况变得更加恶化。没有人去严肃讨论唯一能够解决东亚地区人口减少的政策——大规模移民。他们主要的反应是试图以经济补偿的方式提升结婚率——包括税收减免以及结婚补助——这些措施成果无几。韩国总统尹锡悦承认他的国家实际上耗费了280万亿韩元（合2150亿美元）在这些政策上。更加糟糕的是，他和他在中国和日本的同行正在变本加厉地采取保守的政策，而这遭到了他们的人民越来越多的反对。
韩国往日的政策希求将社会保障扩大至未婚配偶以及单亲家庭。而尹锡悦则将低生育率归咎于女权主义，并停止了这些政策；中国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对人民灌输以一种复兴的儒家思想，并且对同性恋权活动者加以抓捕。在日本，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同样反对婚姻改革，其态度包括拒绝同婚合法化，尽管多数选民希望实行它。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有一些微小的进步，它在近期走向了更加开明的方向。它合法化了同性婚姻，并且在今年五月允许同性配偶收养儿童——尽管在统计学上想了解这些改变带来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这个地区总体上还是陷于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并且遭受着来自两个端点的各自的不利影响。尽管东亚人可以自由地对传统家庭角色加以鄙夷，却很难找到它的替代方法。所以成千上万的人选择不婚不育。
政府应当尝试去完成这一不平衡的革命进程，即便社会变迁并不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中，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发生变化，他们至少应该不去阻碍它。为了让家庭生活更有吸引力，他们需要处理性别不平等以及其带来的成本，例如，使父亲的抚养假（paternity leave）成为常态。他们应当如他们的人民一样超越异性恋婚姻视角，将法律认可扩大到未婚同居、同性恋以及其他非传统的家庭形式——并给予他们与已婚伴侣同样的权利，特别是在抚养儿童方面的权利。他们目前实施的一些政策——比如中国阻止单身女性冻卵，以及日本让同性伴侣收养儿童变得几乎不可能——是及其危险，自毁长城的。
令人不婚
本文推荐的这些政策无助于扭转这个地区的人口变化趋势。但它们能够比现有政策产生更加积极的效应。更加重要的是，它能够给予许多人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特别是女性和同性恋群体。东亚的政府们应该反思往日的经济成就。现在他们必须关注人民的幸福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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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的晚宴

(本文摘自《经济学人》5月27日刊第25页）

拿狗开玩笑总是不那么冒犯性的。5月13日，在北京工作的喜剧演员李昊石在一场脱口秀中灵感乍现，说他看到他的两条狗在追赶一只松鼠，这两只狗的热忱让他想起了解放军的一个口号“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两句与军事有关的口号已经成了武装力量的某种格言（以及习近平的最爱）。这个事故可能终结了李昊石的职业生涯。

他的玩笑被人录音，并且上传到了一个叫“微博”的社交媒体平台。民族主义者声称他将解放军与狗相提并论。愤怒随之蔓延。这个玩笑的话题已经超过了十亿浏览。几天内，北京警方已对此立案调查。他们没有说明李昊石会受到什么处罚，但他已经被禁演。他任职的传媒公司由于“肆意诋毁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被罚款200万美元，其接下来的一连串演出也被取消。

事故发生后，一些其他活动也被叫停，并没有说明理由。5月20日在北京的一场露天音乐节（恰到好处地命名为“What the Folkstival”）在将开始的时候被到场的警察关闭。一个日本乐队在南方城市广州的音乐会也被取消。

围绕李昊石的段子产生的喧嚣听起来荒谬可笑，但这仅仅是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和疑神疑鬼的当局之间的恶性循环的又一实例——先是有些人莫名其妙地辱了华，然后博主们谴责这个错误，国营媒体重磅出击打击冒犯者，最后政府施加惩罚。对政治上能接受的事情建立了更加严格的标准，挤压着中国本就狭窄的表达空间。

近年来，一些知名人物纷纷跌进了这个罗网。2022年，前调查记者罗昌平因为“侮辱英烈”而被判7个月监刑。他在社交媒体上用双关语说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士兵是“沙雕连”。而在一年前，演员张哲瀚由于一张照片显示他站在供奉日本侵华战争的东京靖国神社前而被中国的电影业除名。张哲瀚表示，他只是在那里看樱花。

寒蝉效应在娱乐圈立竿见影。戏剧演员告诫观众不要录音录像。在国外演出也不安全。今年在北美巡游的脱口秀演员王越池由于在演出时讲了一些政治敏感的素材被中国的社交网站屏蔽。忧心忡忡的场地方要求表演者先提供他们的段子或歌曲，而产业协会则督促演员和歌手变得更加爱国。

作为回应，表演者们进行自我审查并保证提供“正能量”。但政府依旧不放心。上海某区派志愿者去戏院。他们受到“政治觉悟“训练，而且必须上报任何异常情况。一名志愿者描述了她是怎样根据手机里上报的戏剧脚本来观察演员是否过线：”我没有办法轻松，生怕漏记哪些内容，“她告诉央媒，这些压力是值得的，”我们也是为上海打造亚洲演艺之都尽了一点点力量。“

即便人们感到事情过了头，他们也很难说出来。著名的民族主义评论员胡锡进谴责了李昊石的狗段子，但表示应该给他另一次机会。随后胡被指责过于软弱。一位住在海滨城市大连的女性鼓起勇气在社媒上为李昊石辩护，她也被警察拘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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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摘自《经济学人》5月13日刊）

## 历史课：对崩溃的恐惧

**帝国的衰落充斥了习近平的大脑**

1月底，中国刚刚从几周前因为放开了三年来惨无人道的疫情封控而造成的席卷全国的新冠感染浪潮恢复过来。有关部门还在掩盖这波感染的可怕杀伤规模，而大多数人的生活已经回归正常。共产党感觉是时候出版伟大领袖习近平一年前的讲话了。那时国家的经济还在他的“清零政策”淫威之下瑟瑟发抖，而这次演讲无关于眼下的危机，而关于历史。

早在境外分析家们最近开始苦思冥想所谓的“顶峰中国”——这个国家力量的高度——是已经抵达还是正在接近之前，习近平就开始督促中国人反思这个国家过去的顶峰与低谷。他主张中国将在共产党建政100年的2049年完成的“伟大复兴”是“不可逆转”的。就是说，中国到那时要变得更加强大，更加有影响力。但他需要避免犯下导致这个国家长达2100年，最后于1911年终结的帝制史上造成朝代灭亡的那些错误，同时还要避免在中国帝制终结80年后导致苏联解体的那些错误，这让他感受到压力。自他在十年前掌权以来，他时常沉思于国运的反复无常以及对共产党统治的威胁。历史显然一直在纠缠着他。

习近平提到了“历史周期律”——曾经强大繁荣的政权之后迟早会衰落崩溃。这篇去年的讲话是针对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高层的，意在为中国如何“跳出”这一历史循环指明方向。官媒当时在讲话之后立刻发表了一份总结摘要，但是这份发布于今年一月的的文稿更加完整（但依旧不全）也更加充满戏剧性。在字里行间，习近平的焦虑跃然而上。他告知他的中纪委成员这一周期律是一个“重大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

在中国，对历史周期律的讨论本身也有着有悠久的历史。党史将其追溯到二战末期，那时党还只是一股游击势力，其领袖毛泽东据说受来到根据地的秘密访客的提问，问他如何避免陷入这个周期律。毛泽东（不够诚实地）回答说“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习近平则坚持，中国的民主已经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而官媒则赞扬他用另一种方法避免衰败，他称为“自我革命”，这是委婉地暗示要不断地清洗腐败和不忠的干部。

习近平对苏联解体的思考比前任多得多。他认为，苏联的崩溃主要是在于政治方面：执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松懈以及纪律的缺失。在他公开出版的讲话中，他没有多花费时间在其他可能导致这一结果的问题上，例如与西方的军备竞赛带来的财政重负或者无效率的国企绑架了经济所带来的成本。对习近平而言，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做得更多。在他的观念中，苏联崩溃时“更无一人是男儿”前去阻止。

习近平不停地告诉人民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党的政策要有制度自信与道路自信。但他也警告前方的巨大危险。早在2016年，甚至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且中美关系不断恶化之前，他就提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都不少，决不能掉以轻心”。他补充道，若中国无法有效应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矛盾风险挑战转化为政治矛盾风险挑战，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

党更加困难的日子接踵而至——老龄化、人口减少以及增长放缓——逻辑看起来将会刺痛习近平去考虑经济和社会改革。有用的做法会包括收缩国企规模，让民企能够在关键经济领域放开手脚以及提供城市外来人口以更加公平的国家医保以及教育机会。但他对朝代更迭的恐惧会导致决策制定的复杂化。他将国企视为党的统治的保证，并且对私企，特别是科技行业的私企持有戒心。他视中产阶级为另一根支柱，因此不打算在都市社会的低端人口身上花钱以疏远他们。

19世纪中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一本书里描绘过这一窘境：《旧制度与大革命》。自习近平掌权，这本法国历史学家关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著作的中译本在中国成了畅销书。它受到的欢迎源自党内元老、习近平的中纪委书记、前副主席（于今年3月卸任该职）王岐山对它无来由的推荐。读者会在其中通过托克维尔对法国动荡的分析展望中国的未来。

其中有句话被反复强调：”经验告诉我们，对坏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时刻就是见证他们迈出改革第一步的时候“。王岐山不太可能是由此说明这个党有多坏，或者改革应当停止。但他有可能是说明，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例如革命前的法国所经历的——可能会充满了政治危机。党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 塔西佗的教训

这里有少许迹象表明中国存在威胁政权的不满暗流。而习近平当然注视着这一切。2019年中国公安部部长表示防止“颜色革命”是警察部门的首要任务。去年11月针对清零政策的抗议，尽管微小分散，也足以再次增加习近平的担忧。类似的公开表达异议是罕见的。而更加罕见的是，一些示威者喊着要习近平下台。

由于近年来经济增长放缓，对生活水准的不满将可能增长，习近平的焦虑也随之增长。在2014年他提到被中国学者们称为“塔西佗陷阱”的概念。这一概念来自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当一个领导人变得不受欢迎，无论他做得是好是坏，都会导致对他的反对”。习近平说过：“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从此，他的警告变得更加刺耳。“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他在201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道。习近平还没有公开地引用“顶峰中国”这个概念，但停摆的危险一直清晰地摆在他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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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自2023年5月20日《经济学人》茶馆栏目）

## 雄安：近平之城

**习近平想要亲自部署他的面子工程**

六年前，当中国宣布它华而不实的计划：在北京南方100公里的地方修建一个新的城区的时候，很多人难以想象这个城区完全建成的样子。雄心勃勃的计划承诺着打造一座2000平方公里，将近3倍大于纽约的“一线国际化城市”。所谓“雄安新区”，如其所述，会成为北京的一个绿色、尖端的副本，以帮助这个有超过2100万人口的拥挤不堪的首都缓解压力。而在那时，雄安只是一片灌木丛生的低地和破败的村庄。

当你的通讯员最近去这个城市，你仍然无法辨认这里的前途。有少许工程计划，包括一个光洁明亮的高铁站，已经建设完毕。地平线上不时出现正在修建其他建筑的吊塔。现在有合适的高速公路连接着北京、雄安与天津。但构成雄安新区的三个县——雄县、容城县、安新县——之间的公路依旧有待建成。这个地方不像是能跟深圳——一个白手起家建起来的商业中心，经常被拿来比较——相提并论的城市，更像是建筑工地。

中国的伟大领袖习近平对他的面子工程作了一些辩护。在5月10日的雄安之旅中，他强调，雄安新区的建设计划“是完全正确的”，并赞扬这一工程拔地而起“堪称奇迹”。他还让官员“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此次视察，习近平还带着三名政治局——中国最高领导机关——常委。官方媒体的报道清楚地表明，他依旧在亲自部署这项工作。

这有助于对抗一些愈发增长的动摇势头。这项工程在2017年开始的时候，官方媒体的宣传铺天盖地。一个官方发言人称赞这项建设为“千年大计”。投机客随即蜂拥而至，争先恐后买下所有能买到的房产，导致房产交易被紧急冻结。而最近，雄安已经变得乏善可陈。当然，疫情对此脱不了干系。一项出台于2021年的官方指导方针将雄安视为省级建设项目，导致有人猜测它可能已被冷落（当然并没有）。

人们对这个计划批判甚多。批评者声称，官方将雄安新区与深圳和上海闪闪发光的金融中心浦东相提并论，这毫无道理可言。后者有着更多的自由去创造一个基于市场的环境，从而吸引外资和内资。习近平曾表明过雄安会拥有相似的吸引力。但他还将其视为他的“共同富裕”议事日程的一部分，这会吓阻企业家和投资者。许多的实体受到鼓励从北京迁移至雄安，例如”非必需“政府部门以及国有企业，而这些并不是经济活力的源泉。

一些机构拒绝搬迁。北京的一所顶尖大学里，一位教授论述了不同的部门为留在首都作出的努力。而当习近平视察雄安后，他表明他希望迁移行动按下快进键。（承诺坐火车从北京到雄安只需30分钟似乎没有效果）昆山杜克大学的经济学家顾鸣表示，新的诱导政策可能包括出租车降价以及对来自北京或天津的移居者的子女给予教育机会的保证和补贴。但是这有在来自这两个地区的移居者与来自没有这些特权的地区的移居者之间制造不平等的风险。

**麻烦之”源“**

当人们搬去雄安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将会接踵而至。像许多中国北方城市一样，雄安缺乏地下水，并且地下水经常受到污染。专家担忧一旦这里发展起来并受到污染，将会面临水资源不足。然而，洪涝灾害也是这块低洼地的主要威胁。1963年发生在这里的一次洪灾夺取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习近平将雄安描绘成”未来之城“。至于未来什么时候来，这可是个大问题。如今雄安新区建设成本已经超过了5400亿元，而完工的预期花费还将大增。项目的搬迁阶段已经安排到了2035年。到2050年，按照计划，雄安将会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城“。如若有幸，年近七旬且可能统治终身的习近平将会有足够的寿命去看着他的面子工程进行到底。

#TheEconomist #外刊编译 #外媒眼中的中国

（原文为《经济学人》5月13日刊封面文章）

# 中国到顶了？

**中国经济既不会崩溃也不会大大地超过美国。这会让世界更加安全**

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曾是众望所归的公理。自从1978年中国打开大门并改革它的经济，其年均经济增长达到惊人的9%，令人吃惊地让8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如今中国的产出接近全球的五分之一。它巨大的市场和制造业基地重塑了全球经济。不仅如此，习近平，在过去十年里统治中国的人，希望能够利用中国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也把全球的地缘政治秩序重塑一番。

这只有一个问题：中国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习近平承诺着中国将在下一个十年迎来“伟大复兴”，但中国的经济正在变得乏善可陈，并且经历着一场巨大蜕变。在十年前预言家们预测中国的GDP将在本世纪中叶（以市场汇率计）将美国甩在身后，并且保持领先势头，而如今，一个不太重大的变化即将发生，导致两者正在逐渐接近。

经济轨迹的这一改变是中国观察者之间激辩的话题。他们再三思考中国的影响力以及其与美国的竞争。一种观点是中国的力量相对于其竞争对手会衰落，矛盾的是，这会让它更加危险。在去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与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这两位学者让他们称之为“顶峰中国”的理论广为人知。他们认为，这个国家面临着衰退，并且抵达了“足够强大去积极地挑战现有秩序，而又对时间是否站在他们这一边失去了自信的时刻“。他们的研究开始于设想中的台湾战争。

顶峰中国这一理论建立在一个精准的观察之上：一些原本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因素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阻碍，而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中国的适龄工人已经衰退了将近10年。去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了总高峰，并且被印度超越。共产党打算允许中国夫妇生育更多的孩子以解决困境，但这一政策没有达到效果。结果，联合国认为到本世纪中，中国的适龄工人将减少超过四分之一。现在要和那些曾经填满“世界工厂”的青年劳工大军说再见了。

增加劳动力是提振经济的一种方法，而另一种则是更好地利用现有的人口。但中国的第二大问题就是工人人均产出无法如预言家所想那样快速增长。中国的许多资源要去供养老人；在数十年大兴住宅、公路和铁路建设后，继续投资基础设施会面临收益递减；习近平的专制倾向已经让国内的企业家惶恐不安，这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削弱中国的创新能力；地缘政治的波诡云谲又让外企忙着将供应链转移至中国境外；美国要在一些“基础的”技术上限制中国的能力，其针对特定半导体和机械的出口禁令预期会削弱中国的GDP。

这些因素都会阻滞中国经济潜力的长期预期。十二年前，高盛集团认为中国的GDP会在2026年超越美国，并且在世纪中叶超过美国50%。去年，他们推翻了这一预测，表示中国只会在2035年到顶的时候超过美国不到15%。其他人更加悲观：凯投宏观调研公司认为，中国的经济永远不可能成为第一，只会在2035年到顶的时候达到美国的90%。当然，这些预测都不够确定。但最有可能确定的是中国会在接下来的十年或者更久的时间里接近美国，然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保持在这个位置。

中国如何处理经济放缓？最乐观的设想是，习近平将作出改变以推动生产率增长。由于人均收入不及美国的一半，中国人将渴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他可能试着通过松绑并给予人民更多的行动自由来给中国经济注入活力。中国政府会停止通过铺张浪费的国有银行和企业来分配资本的做法。并且，它会试着对外采取一种不那么敏感的态度，以缓和地缘政治的紧张气氛，让那些在中国做生意的企业感到安心。这些改革可能最终让中国更加强大，但也会如一些人所愿变得不那么咄咄逼人。麻烦在于，习近平，这个已经年近七旬且可能终身统治中国的人，没有表现出丝毫拥抱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意愿。

悲观论者担忧中国在经济放缓时会变得更加好斗。他们有许多论据可以论证自己的道理。习近平煽动着危险的民族主义，以应对普通中国人对他的统治重君轻国的批评。今年中国的军事预算据预测会上涨超过7%，与名义GDP保持一致。中国的军费低于美国，但正在追赶。到2030年，中国的海军可能会超过美国50%；到2035年，其核军备将达到近4倍。“北京的经济力量可能会到顶，但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在全世界挑战美国。”布兰德斯和伯克利两位先生在书中写道。

### 同行评审

然而最有可能的预测是位于中间地带。过去二十年以来的中国增长速度一直不稳定，迫使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进行调整。现在，激烈的经济混乱阶段可能会结束。并且，尽管存在这些麻烦，中国经济不太可能萎缩，从而引发如两位先生担忧的那种虚无和破坏性的想法。尽管习近平行事反复无常，但他的国家长期经济前景既非高歌猛进也非哀鸿遍野。几十年来，作为与美国隔海相望者，中国有充分的理由放弃自大，并抵制入侵台湾的想法。而关键在于，超级大国是否能避免错判彼此的意图，而这会滑向冲突。

#TheEconomist #经济学人 #外刊编译 #外媒眼中的中国

（本文原文载于《经济学人》2023年4月29日-5月5日刊“茶馆”栏目，由本帐号翻译。）

打法律与秩序牌：一场正在显现的对农村执法队的抵制

唐先生（化名）是一位来自华中地区的农民，在他的身上有着苦难和无法控制的力量留下的痕迹。他是一个57岁的男人，身材瘦弱精干，剃着光头，脸上和膝盖上留着鲜红的伤疤。由于年纪大了，在大城市找不到农民工的工作，他在两年前回到了他的河南老家，倾尽积蓄并且四处借款，在捏掌村买了一小块自留地。他眼睁睁看着200头猪在去年死于“瘟病”——他是指在中国肆虐的非洲猪瘟。“它们都得埋，”他回忆着，把一件薄夹克披在身上以抵御湿冷的天气，“每天晚上我们都用三轮卡车载着死猪去埋。”他的回乡正值中国“清零”政策的高潮，这让他看到了，由于防疫人员和戴着红袖章的志愿者肆无忌惮地挥动着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权力大棒，乡村生活处于管得最严的时候。

尽管唐先生遭受了所有这些不负责任的管理，像捏掌村这样的地方需要的是更加强有力的法治，而不是更弱的。河南的偏远地带遭受的给农民带来毁灭性打击的猪瘟爆发只是一个暗箱操作，反复无常的官僚机构给它自己的公民造成的苦难的冰山一角。在推动国家支持现代安全体系的工业化猪肉生产工厂的同时，官员们似乎在暗地里扶持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并且隐瞒其带来的后果。中国在一整年里没有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报告过一例发生在大陆的猪瘟病例，尽管瘟疫正在这个国家肆虐。

在黄河流域辽阔而平坦的平原上，洪涝灾害正在变得愈发频繁和严重。当捏掌村的水位升高，唐先生的田地附近的一条小溪会裹挟着污染物，变得浑浊不堪，并且漂浮着油污，夹带着垃圾。唐先生表示，在这时，动物和人都会生病。一家国有的水电站，耸立在在白杨林中清晰可见，在2020年由于向本地河流排放污水而被罚款。用水泥覆盖这条溪流的承诺没有下文。在地方保护伞的支持下，水电站继续开着。当问及维护他的法定权利，唐先生表示：“我们农民不懂法律。”一些邻居为此去上访过，而他说自己不善于言辞，“如果去上访，也不会有太大意义。”

这些令人不快的关于法律无用的无力感弥漫在整个中国，应该让共产党及其领袖习近平如芒在背。因为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党和国家大大加强了对社会和经济的每个角落的监控：这个进程在清零政策期间极大加速，而在疫情之后依旧没有停歇。在任的第一个十年，习近平将“依法治国”作为他的支柱。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允许将法治作为对党权的监督与平衡——习近平曾高调将司法独立的思想谴责为充满危险的西方观念。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对行政法律的指导与修改，官员们将打造一个雷厉风行的政府机关，以此提高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为此创建了对中央政府各部门直接负责的执法机构。

当局声称，这些改革会给捏掌这样的偏远地区带来喜悦。北京的农业农村部发言人近期详细列举了其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能够带来的好处。部门负责人表示，这个部门的官员们身着统一制服，并且在醒目处贴着自己的识别编号，他们在行使职权时会受到清晰的法律条文的约束。他们的工作将会“严格、标准化、公平、文明”，并聚焦于一些有用的工作，例如打击出售假冒伪劣种子、农药、兽药的违法行为，以及动植物检疫工作。而小农户的轻微违法行为则更多采取警示等柔性执法方式，农业部发言人补充道。

显而易见，公众对此反应巨大，且大多充满敌意。网络论坛充斥着关于农业官员谋财害命的传闻。这个新的执法大队获得了一个绰号，叫“农管”——这个绰号显然效仿了用以形容最广受怨恨的城市执法人员“城管”，用来嘲讽他们对小摊小贩的故意找茬和暴力执法的事迹。一篇广为流传的报道说，一个在西藏的执法大队尝试购买电警棍以及其他警用设备。若身处北京的领导人希望受中央直辖的新建农村执法大队得到满堂喝彩，他们会深感失望。过去，中国人会一边对国家领导人满怀信心，一边批评当地领导的胡作非为。然而，在人民被数年的清零政策折磨得精疲力竭之后，他们可能会怀疑，新的执法权力会被滥用这一点，国家领导人到底有没有预料。

强势政府的海洛因，乡村限定版

回到河南，一位执法大队的官员谢绝了正式采访，但承认对公众的强烈抵感到惊愕。他透露，为此忧心忡忡的上级已经命令他在他的社交媒体帐号上贴出解释视频以及农业部门的声明。他说“农管”这个绰号纯属曲解和误读，并否认他和他的同事会获得警察的权力或者想办法管到农民的个人生活。

也许改革的黯淡结局早已在捏掌村有所体现。历数多年的地方腐败和保护主义，农民们早已不相信好政策可以扭转村庄的前景。“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干部都是不诚实的——一位年逾七旬的农民如是宣称。为了回应对经济放缓的担忧，党将赌注下在能为法治带来新的源泉的专业执法者身上。悲哀的是，即便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基层官僚的犬儒主义依旧大行其道。

#TheEconomist #经济学人 #外刊编译 #外媒眼中的中国

（本文原文载于《经济学人》4月29日-5月5日刊“茶馆”栏目）

打法律与秩序牌：一场正在显现的对农村执法队的抵制

唐先生（化名）是一位来自华中地区的农民，在他的身上有着苦难和无法控制的力量留下的痕迹。他是一个57岁的男人，身材瘦弱精干，剃着光头，脸上和膝盖上留着鲜红的伤疤。由于年纪大了，在大城市找不到农民工的工作，他在两年前回到了他的河南老家，倾尽积蓄并且四处借款，在捏掌村买了一小块自留地。他眼睁睁看着200头猪在去年死于“瘟病”——他是指在中国肆虐的非洲猪瘟。“它们都得埋，”他回忆着，把一件薄夹克披在身上以抵御湿冷的天气，“每天晚上我们都用三轮卡车载着死猪去埋。”他的回乡正值中国“清零”政策的高潮，这让他看到了，由于防疫人员和戴着红袖章的志愿者肆无忌惮地挥动着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权力大棒，乡村生活处于管得最严的时候。

尽管唐先生遭受了所有这些不负责任的管理，像捏掌村这样的地方需要的是更加强有力的法治，而不是更弱的。河南的偏远地带遭受的给农民带来毁灭性打击的猪瘟爆发只是一个暗箱操作，反复无常的官僚机构给它自己的公民造成的苦难的冰山一角。在推动国家支持现代安全体系的工业化猪肉生产工厂的同时，官员们似乎在暗地里扶持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并且隐瞒其带来的后果。中国在一整年里没有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报告过一例发生在大陆的猪瘟病例，尽管瘟疫正在这个国家肆虐。

在黄河流域辽阔而平坦的平原上，洪涝灾害正在变得愈发频繁和严重。当捏掌村的水位升高，唐先生的田地附近的一条小溪会裹挟着污染物，变得浑浊不堪，并且漂浮着油污，夹带着垃圾。唐先生表示，在这时，动物和人都会生病。一家国有的水电站，耸立在在白杨林中清晰可见，在2020年由于向本地河流排放污水而被罚款。用水泥覆盖这条溪流的承诺没有下文。在地方保护伞的支持下，水电站继续开着。当问及维护他的法定权利，唐先生表示：“我们农民不懂法律。”一些邻居为此去上访过，而他说自己不善于言辞，“如果去上访，也不会有太大意义。”

这些令人不快的关于法律无用的无力感弥漫在整个中国，应该让共产党及其领袖习近平如芒在背。因为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党和国家大大加强了对社会和经济的每个角落的监控：这个进程在清零政策期间极大加速，而在疫情之后依旧没有停歇。在任的第一个十年，习近平将“依法治国”作为他的支柱。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允许将法治作为对党权的监督与平衡——习近平曾高调将司法独立的思想谴责为充满危险的西方观念。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对行政法律的指导与修改，官员们将打造一个雷厉风行的政府机关，以此提高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为此创建了对中央政府各部门直接负责的执法机构。

当局声称，这些改革会给捏掌这样的偏远地区带来喜悦。北京的农业农村部发言人近期详细列举了其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能够带来的好处。部门负责人表示，这个部门的官员们身着统一制服，并且在醒目处贴着自己的识别编号，他们在行使职权时会受到清晰的法律条文的约束。他们的工作将会“严格、标准化、公平、文明”，并聚焦于一些有用的工作，例如打击出售假冒伪劣种子、农药、兽药的违法行为，以及动植物检疫工作。而小农户的轻微违法行为则更多采取警示等柔性执法方式，农业部发言人补充道。

显而易见，公众对此反应巨大，且大多充满敌意。网络论坛充斥着关于农业官员谋财害命的传闻。这个新的执法大队获得了一个绰号，叫“农管”——这个绰号显然效仿了用以形容最广受怨恨的城市执法人员“城管”，用来嘲讽他们对小摊小贩的故意找茬和暴力执法的事迹。一篇广为流传的报道说，一个在西藏的执法大队尝试购买电警棍以及其他警用设备。若身处北京的领导人希望受中央直辖的新建农村执法大队得到满堂喝彩，他们会深感失望。过去，中国人会一边对国家领导人满怀信心，一边批评当地领导的胡作非为。然而，在人民被数年的清零政策折磨得精疲力竭之后，他们可能会怀疑，新的执法权力会被滥用这一点，国家领导人到底有没有预料。

强势政府的海洛因，乡村限定版

回到河南，一位执法大队的官员谢绝了正式采访，但承认对公众的强烈抵感到惊愕。他透露，为此忧心忡忡的上级已经命令他在他的社交媒体帐号上贴出解释视频以及农业部门的声明。他说“农管”这个绰号纯属曲解和误读，并否认他和他的同事会获得警察的权力或者想办法管到农民的个人生活。

也许改革的黯淡结局早已在捏掌村有所体现。历数多年的地方腐败和保护主义，农民们早已不相信好政策可以扭转村庄的前景。“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干部都是不诚实的——一位年逾七旬的农民如是宣称。为了回应对经济放缓的担忧，党将赌注下在能为法治带来新的源泉的专业执法者身上。悲哀的是，即便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基层官僚的犬儒主义依旧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