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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以批判‘资反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工作会议。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中央各部委党组织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这个会开得太滑稽了,会上先是陈伯达、林彪对刘少奇、邓小平做了非常严厉、上纲上线的批判,然后逼这两人做了自我批评。最后毛泽东却做了非常平缓的讲话,说刘邓二人“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而且他谈到,“他估计‘文化大革命’再搞五个月或者长一点时间就可以结束”。

但其实所有这些人说了什么互相矛盾的话,各自怀有什么样的鬼胎都不重要。因为其实只有最后周恩来的话最切合实际 hhhh 周恩来在10月28日晚作总结性的讲话,说考虑到现在红卫兵闹得这么凶,“主席提倡各省回去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以传达中央会议内容]……[但]你们下车以后,可能被捉去,所以要发一个通知,对红卫兵讲清楚,让你们好好传达,集中力量开好会。”结果,“中共中央发了紧急通知,而一些红卫兵根本置之不理。”果然,“一些领导干部一下火车、飞机就被红卫兵揪走了,有些省、市、自治区的三干会被红卫兵冲掉了,这样就根本谈不到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认真贯彻。”

毛泽东自己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要与会者去给他的红卫兵传达他的精神。结果这些与会干部下火车就被红卫兵揪走批斗。而甚至周恩来在会上就提前对这些与会干部讲好了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hhhh

#读书笔记 #大动乱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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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运动尚受到“第一线”的约束,因而那时主要问题是毛和第一线之间的政治斗争。而随着毛在该会议上给这种约束扣了反革命的大帽子,并由此斗倒了第一线。文革就转变为了一种全社会的失控。无论是党还是公安都不敢再对红卫兵有任何约束了。此时,最先出现的运动就是破四旧。]

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改名”开始。……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北京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除“四旧”不只是“改名”,它还包括: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改警服,烧戏装、道具,毁文物,抄家,打人,解散民主党派,斗争民主人士,等等。新华社对这一些是不便于报道的,而只报道了“改名”。……

关于打人。据统计,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据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文件的附件)。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的打杀。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谢富治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斗打、乱杀日益严重:由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消灭几十个,发展到乱杀家属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

经毛泽东同意,……《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8月,谢富治在甘肃、陕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江青:“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又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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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毛泽东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7月23日下午,刘少奇等人在汇报会上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主要内容是: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讽刺的是,由于毛现在正要发动群众力量从党中央第一线手中“夺权”,是实实在在正在从事反党、颠覆活动。所以他此时讲的话,如果单从字面来看,居然很有道理 hhhh 反而是“第一线”,由于处处以“维护党的领导”为原则,更让人联想起今天的党。

不过实际上,毛口中看似群众自发的那些运动,其实依然完全不是群众自己真正的声音,而只是被他煽动起、挑选出的声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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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确认……种种问题的根子就在中央第一线……。毛泽东既要搞掉中央第一线……,建设他所憧憬的社会主义,就觉得唯有诉诸群众……。他先后给江青、康生、林彪交过“底”……。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也不理解、不同意毛泽东的若干言论,又不得不实施领导,处于矛盾、惶惑之中,因而除加强集体领导外,凡重大问题都请示毛泽东。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要党的领导对他们说来是不可想象的……。基于对现实状况的估计、运动目标的设想、打击对象的确定等等的不同,中央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的方针:毛泽东的“天下大乱”的方针和中央第一线的坚持党的领导、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方针。……

在非常情况之下,工作组问题随之而来。6月初,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作出了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派出工作组的依据是:第一,大、中学校领导已经瘫痪或将要瘫痪,情况混乱。这是最现实的情况。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工作组非派不可。与会者纷纷说:“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这一期间,毛泽东在杭州(毛泽东在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以前,在外地的时间在八个月以上。)。刘少奇多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请示汇报,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约在6月4日,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工作组派出之时,谁也没有说过派工作组有什么不对,参加讨论决定派出的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说过,毛泽东也没有说过。

[毛不明确表态,使自己可以视日后的形势再随机应变,从而相对于第一线处在主动地位。同时,恐怕也是又有“引蛇出洞”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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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第四项活动是彭真、陆定一等作检查。5月19日上午,彭真在大会作检查,讲了约5分钟。彭真在检讨中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同陆定一有没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康生说:“这个话就是反对《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说:‘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这段话是毛主席特别加的,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内容。林总昨天特别发挥了主席这个思想。你怎么回答呢?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林彪说:“其实是做梦也没有忘掉。”如此批判,令人齿冷!

5月20日,陆定一作检讨。会前,在每个席位上放了一张林彪亲笔的复印件:“叶群是处女。林彪”(此处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刘志坚的回忆。黑雁男在《十年浩劫》中的说法与此不同,他说林彪写的是:“我证明(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林彪1966年5月14日”)

……据说,林彪会议期间在小组会上问陆定一:“你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陆定一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跟我商量过,也没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过。”林彪并不罢休,又问陆定一:“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陆定一答:“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恼羞成怒脱口而出:“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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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六通知》还有以下重要内容:“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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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开始重读《大动乱的年代》。这是本讲文革史的书,我第一次读它应该是在九年前,似乎是我读的第一本(义务教育教材之外的)中国近代史书籍,当时我甚至还从没听说过六四呢。因而很自然,今天读来和当年有很不同的阅读体验。目前刚读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即全面的文革才刚刚要开始的阶段。

在三年大饥荒和七千人大会(本书倒没有涉及这部分内容)之后,毛泽东号称”退居二线“。而基本上作者就将文革的发动叙述为毛泽东对”党中央第一线“的斗争。

其实让我非常惊讶的,这个在三年中害死了数千万人、在七千干部面前做了自我批评的毛泽东,恰恰在”退居二线“之后活得更像一个封建君主了。他依然具有最高决策权,但同时却不再需要面对那些细碎、具体的现实事务。君主总是只需考虑他自己脑海中建构出的大是大非,而阁臣们则需要考虑现实的问题。
第一线仿佛是他的内阁,负责让他的奇想变为现实。他们非常服从毛的,事事请示毛,对毛的私人意见如同圣旨。而如果毛批评了他们,他们即使心中完全不理解也不服气,还是会公开做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的安排似乎完全没有削弱毛的权力,却徒增了他的不安全感,并使得他愈发脱离现实。他一口咬定第一线正在暗中背叛、对抗他,因而一门心思的发动群众力量来夺第一线的权。我其实不太理解第一线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没有真的搞搞阴谋去背叛、对抗毛。也许是忌惮林彪的军权吧。但总之他们似乎完全没对毛做出任何恶意行为。毛眼中所谓的对抗行为、修正主义,其实只是把现实问题、现实处境摆在他眼前,而他自己不愿接受现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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