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还谈到了在塑造顾涌这个人物时所遇到的困惑。据说触发作家创作冲动的是这样一件事：工作队把一个富裕中农（兼做点商业）划作富农，收了他的地，还让他上台讲话，“他一上台，就把一条腰带解下来，这哪里还是什么带子，只是一些烂布条结成的，脚上穿着两只两样的鞋。他劳动了一辈子，腰已经直不起来了”，这位默然站在台上的劳动者的形象给丁玲以巨大的心灵震动，她开始怀疑工作组的做法，并且一提起笔就不由自已地从这个人物写起，写他对土地的眷恋、渴望，字里行间充满了同情。这自然是违背当时党的政策的，尽管后来党纠正了生活中类似的把富裕中农当作富农打击的错误，但即使是对富裕中农的同情与肯定也是不允许的。这就是后来新中国的作家经常提出的，“作家在生活中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是怎样的”与“政策规定的也即应该是怎样的”这之间的两难选择。按照“是怎样的”写作，这是通常所说的“写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模式；按照“应该是怎样的”的要求去写出所谓的“本质的真实”，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模式。丁玲选择了前者，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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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所领导的历史方向在建国前已打下了腹稿。

作为批评与争论焦点的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们似乎很容易就发现了作家的主观追求与作品给读者的实际感受之间的巨大反差。有意思的是，无论赞扬者还是批评者都谈到了，尽管作者竭力要突出与歌颂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力量，但小说给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却是作为农民斗争对象的地主钱文贵与李子俊的老婆，以及黑妮、顾涌这样的农民革命中的边缘人物。据丁玲自己回忆，在小说还没有写完时，她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一位高级领导批评“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见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一些地主、富农”，就觉得每一句话都是冲着自己，因而曾一度停笔。后来书出来了，果然被戴上了“富农路线”的帽子，如不是毛泽东的干预，几乎不能出版。以后对丁玲的政治批判中，这都是她的主要罪状。丁玲在自我辩解中则一再谈及她的构思过程。据说，土改的时候，有一天丁玲看到从地主家的门口走出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这是地主的亲戚，她回头看了一眼，丁玲的心一动：她从那眼光里感到了一种很复杂的感情，并且撩动起自己的遥远的回忆，仿佛又听到了小时候舅父家里的丫头的哀哀哭泣……丁玲说：“只这么一闪，我脑子里忽然就有了一个人物。”显然，在黑妮这个人物的创造过程中，作家的艺术直觉、对对象的感性把握方式起了很大的作用，她是凭着自己的感受去写的；这本是现实主义创作（甚至是文学创作）的写作常规。但对于强调用党的路线、政策对生活进行理性分析（筛选、加工等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这就成了大忌，被认为是否定与对抗“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的指导。冯雪峰则将其归之于作者所受“旧现实主义（即资产阶级古典现实主义，或称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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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主语复数“我们”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我们”不仅代表着多数，即所谓人民、群众“阶级、政党的代言人，而且是真理的唯一占有者、解释者、判决者，即所谓真理的代言人。与“我们”相对立的是“他们”，二者黑白分明，你死我活，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绝不相容。“我们”担当的是真理的捍卫者与审判者的角色，居高临下：”你们”与“我们”不同，因此“你们”便错，不辩自败。这种“我们”体的话语，其独断性是已经饱尝后果的世纪末的今人几乎一眼即可看出的；但在历史的当时，它却是以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出现在渴望熟悉、接近新社会、因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前的：它不仅显示着胜利者的强势与权威而且闪现着理想“道德的光辉，对于正处于孤独、绝望之中的知识个体，自有一种吸引力，仿佛只要也加入到“我们”中去，渺小的自我就能获得强大与崇高。这些“我们”体文章的作者本身其实就是现身说法：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但在代表“我们”写作时，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自豪与自信，文字也变得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了。
在这里无妨稍稍考察一下“我”与“我们”这两种主体指称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五四时期是一个高扬“我”的时代，“我”作为抹杀个体的封建伦理的历史对立物，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鲁迅小说的女主人公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堪称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但几乎在同时，就开始了对“我”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个性主义思潮的怀疑，处于绝望中的自我开始四处寻找新的力量源泉。于是，当20年代末诗人殷夫高唱“我融入一个声音的洪流，我们是伟大的一个心灵”（《1929年5月1日》）时，他传达的是一个新的时代的信息。“我们”代表的不仅是一种集体的、多数的力量，更是真理、信仰，具有道德的崇高性。在以后的抗日战争的血与火中，在一切都被毁灭的废墟上，“我们”更成为无所依傍的个体生命的精神归宿，显示出一种神圣性。到所要讨论的1948年，随着政权的更替，“我们”开始上升为一种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秩序、体制。在当时，这是全新的秩序，体现着一种崇高的理想，仍然保留着某种精神的魅力，同时又伴随着服从的绝对要求，对个体生命自由形成或隐或显的压迫。于是，“我”在被“我们”所接纳、融化中，既感到了群体生命的崇高，又获得了一种安全感。“我”向“我们”的靠拢、皈依就这样成为那个时代的大势所趋。“我们”体的话语也成为一种时代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革命的胜利，“我们”（以“党”为集中代表）与“我们”体的话语即将取得思想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时，提到首要地位的是“批判”，即如《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中所说：“思想斗争是文艺运动中最重要的一环。”这就使得这种“我们”体的话语一开始就具有浓重的革命、批判、阶级斗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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