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 chegou aos medios taiwaneses este chío dunha profesora de Málag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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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法律耽誤的一代雕刻大師！

【超狂！法律系學生怕被當 整部刑事訴訟法刻原子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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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淮戡乱记》〈刘三姑小传〉全文可以在此阅读：https://www.heroicprince.com/archives/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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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下作者的这段总结陈词：

> 疾病范畴的扩展，依靠两种假说。第一种假说认为，每一种对社会常规的偏离都可被看作一种疾病。这样，如果犯罪行为可被看作是一种疾病的话，那么，罪犯就不应该遭谴责或受惩罚，而是被理解（像医生理解病人那样）、被诊治、被治疗。第二种假说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可从心理上予以看待。大致说来，疾病被解释成一个心理事件，好让患者相信他们之所以患病，是因为他们（无意识地）想患病，而他们可以通过动员自己的意志力量来治病；他们可以选择不死于疾病。这两种假说互为补充。第一种假说似乎在消除内疚感，而第二种假说却又恢复了内疚感。有关疾病的诸种心理学理论全都成了一种把责任置于患者身上的有力手段。患者被告知是他们自己在不经意间造成了自己的疾病，这样好让他们感到自己活该得病。

说来还是可怜的人类试图向一切问题要答案，特别是死亡这样的大哉问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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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期间，我一直有个很强烈的感触：关于距离的打破和重建。”季一楠从自身经历讲起。同国内玩乐队的年轻人或是普通乐迷一样，他从小就受到西方摇滚乐影响，经由厂牌 “4AD” 旗下艺人入门独立摇滚，了解到背后的繁茂谱系，自然地会对西方文化，尤其是音乐文化及摇滚场景抱有幻想和憧憬。“不知不觉，我们或多或少会对风格、场景的发源地产生某种类似‘乡愁’的情绪。”

“因为它很远，你只能从情感上感受。但我出国之后，这种虚幻的感觉和距离就被打破了。它崩塌了，以往的幻想瞬间就没有了。”季一楠描述说，“它就成为你眼前的唾手可得的东西，变成你的世俗，你的常态。相反的是，一段时间过后，因为和国内的新距离，我又产生了另一种‘乡愁’。这种距离打破和重建促使我重新思考很多的东西。”

来源：https://music.douban.com/review/1275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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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有人用bossy（專橫）或demanding（苛求）來形容女性時，很有可能當事人是在展現專業與堅定的態度；又例如女性領導展現彈性時，往往被描述成為unpredictable（難以預測）。所以，請釐清這些形容詞的差異，確認自己是怎麼樣的風格，並建立敍事，不要把詮釋權交給別人。若被人錯誤詮釋，你得挺身而出澄清。

来源：https://medium.com/twreporter/%E8%AB%87%E8%AA%BF%E6%9F%A5%E5%A0%B1%E5%B0%8E%E7%B5%84%E7%B9%94%E8%A3%A1%E7%9A%84%E5%A5%B3%E6%80%A7%E9%A0%98%E5%B0%8E-2021%E5%B9%B4gijc%E6%BC%94%E8%AC%9B%E6%91%98%E8%A6%81-782bf0aecc84?source=rss----517907b93273---4

这事引起了我低相关的回忆。
以前的时候我对外界如何评价自己很敏感，竭力想要在印象定着之前建立叙事，以至于到了很容易自己对自己负面评价的地步，做一件事都在脑子里忍不住预想会招致怎样的骂名（现在犹然）。一则很累，一则最后看来没啥用。
后来换了一个环境，尝试佛一点，钝感一些，不予理会，结果又导致一些评论切切实实地影响到了我的社交生活。
所以引文里的这段建议，到底是否值得执行，若值得，需要把握于怎样的一个度呢？

> 少年的毛泽东接触《通鉴》是受私塾老师毛麓钟的影响，毛泽东称他为二伯，最初点读的是《纲鉴易知录》，时间在1910年，尔后的数十年戎马生涯中，毛泽东未尝忘却此书，反倒是越读越勤，“自幼到老，嗜之不厌”。据说，他先后看过《通鉴》有十七次之多，那可是三百多万字的巨著，加上胡三省的音注，共约六百多万字，其对《通鉴》的痴迷可见一般。1954年冬，毛泽东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晚年的毛泽东不无惋惜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可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有时间了。”
毛泽东戏言《左传》是小的“相砍书”，《通鉴》是大的相砍书。

引自《通鉴》札记（46）：政治家与《资治通鉴》，https://news.ifeng.com/history/4/lianzai/tjzj/201001/0125_7364_15248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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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一出，至元、明两朝，罕有习《通鉴》者。但明朝的张居正是个异数，他不但自己喜欢《通鉴》，还亲自给年幼的神宗皇帝讲《通鉴》，（……）

引自《通鉴》札记（46）：政治家与《资治通鉴》，https://news.ifeng.com/history/4/lianzai/tjzj/201001/0125_7364_15248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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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对神宗的课业抓得相当紧，规定一旬之中三天听政，七天讲读。每次日讲分三堂课，第一堂讲授四书五经，第二堂讲书法，书法练得差不多时就不让练了，张居正担心如宋徽宗似的，“瘦金体”是成功了，代价却是国破家亡。第三堂讲《贞观正要》、《资治通鉴》等历史课，借鉴前代的兴亡得失。张居正也考虑到日久天长，小孩会对枯躁的史书生厌，于是命人编制了两册图文并茂的书——《历代帝鉴图说》，收录历代君主“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共118个历史故事。这一讲就是十年，从十岁的神宗到二十岁的神宗，皆在张居正的阴影之下。可能是张居正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才引起了神宗的逆反。小皇帝即使是读错一个字，张居正也会厉声加以纠正，小皇帝是“悚然而惊”，其他大臣都看不下去。一次张居正撞见神宗与一群太监舞枪弄棒的疯玩，于是严加斥责，令其下诏罪己，并严惩引诱神宗犯错的太监。《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神宗即万历皇帝。

引自《通鉴》札记（46）：政治家与《资治通鉴》，https://news.ifeng.com/history/4/lianzai/tjzj/201001/0125_7364_15248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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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社交媒体的关系是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其经典作品《景观社会》（1967年）中表达的担忧的一个突出表现。德波写道：“社会生活正在从 ‘拥有’ 转向 ‘显现’ — — 所有的 ‘拥有’ 现在必须从显现中获得其直接的声望和最终的目的。同时，所有的个人现实已经变成了社会性的”。
简单说，就是 “晒”，“表演”。请注意，这里说的是 “所有”，不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不论是政客还是公民。

引自链接 https://www.iyouport.org/%E6%89%AD%E6%9B%B2%E7%9A%84%E8%87%AA%E6%88%91%EF%BC%9A%E7%A4%BE%E4%BA%A4%E5%AA%92%E4%BD%93%E4%B8%96%E7%95%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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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論文出版在適當的期刊上，是很重要的，寧缺勿濫。
又或者，原文來源不是寫得很好的文章；有時候文章獲得出版，不代表品質很好，絕不要因為想要讓某概念成真就引用它。如果背後的研究基礎很弱，反而可以將這個視為研究缺口，或是直接不要使用它，都會是更好的作法。（……）
假設您正在讀的文本比原始來源的描述更為清楚，這樣您可以兩者都引用，首先指出原始概念的出處，再來用第二手的資料文本邏輯作補強，（……）
追蹤原始來源是一份額外的工夫，可能頗耗時。引用來源時，您需要決定與自己研究有關的重要概念，讓付出的努力有所值。（……）
最常看到的問題之一，是隨機採納概念和參考文獻，只是為了展現給讀者他們所讀的材料有多少，這其實並不是明智之舉。

引自《撰寫學術論文「引用原文」時應該注意的原則》，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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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本就是本嘲戏人情之书。书付梓后，夫妇二人反因此多所交际，更“通”人情。杨绛在《我们仨》中回忆道：“《围城》出版后，朋友中又增添了《围城》爱好者。我们的交游面扩大了，社交活动也很频繁。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胜利后我们接触到各式各等的人。每次宴会归来，我们总有许多讲究，种种探索。我们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许多人、许多事，长了不少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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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 第三部第九章。新语入文言一例：“我公公考问了她读的《少年》，又考考她别方面的学问，大为惊奇，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认定她是‘吾家读书种子也’！从此健汝跃居心上第一位。他曾对锺书的二弟、三弟说：他们的这个那个儿子，资质属某等某等，‘吾家读书种子，唯健汝一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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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 第三部第八章。

> 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读如：“杜米要𠲎？”）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粞不能过活。

“读如”部分，以“杜”注“大”音；但是却以“𠲎”注“吗”音，而没有将引文索性写为“大米要𠲎？”，有一种训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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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 第三部第八章。主语为人的“沦陷”用例一则：“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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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这个论述步子有点迈得过大😂

> 我们认为，汉文学在历史上的最大贡献，便是通过表达思想、交流文化、征服人心而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我们注意到，在历史上，汉文化向四周的扩大，总是以汉文学为先驱的；汉文学的边界，总是略大于“中国”的边界。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汉文学，那么现在的“中国”便只是河南省中部的一个小小的地区。但历史却走上了另一条路：造就了不断发展的汉文学；随着汉文学的传播，汉文化逐渐覆盖了自东北亚到东南亚的广大地域。同这一历史事实相对比，过去的工作便不免显得有些狭隘了。为此，我们主张扩大视野，考察在更大范围内持续发生影响的问题，重新认识文学，认识文学的功能，认识实现文学之功能的方式。

——王小盾. 前言//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研究论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3.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5882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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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正义·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朱子解释说：“非不爱马，然恐伤人之意多，故未暇问。盖贵人贱畜，理当如此。”
这种“贵人贱畜”之说一直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也有人与之持不同看法，如《四书辨疑》中说：未暇问，乃是心欲问而无暇以及之也。理当如此，却是理不当问也。问人之言止是“伤马乎”三字而已，言讫问马，有何未暇？虽曰贵人见畜，马亦有生之物，焚烧之苦，亦当愍之。今曰“贵人贱畜，理当如此”，其实岂有如此之理。
《反身录》：“伤人乎？不问马”，盖仓卒之间，以人为急，偶未遑问马耳，非真贱畜，置马于度外，以为不足恤而不问也。畜固贱物，然亦有性命，圣人仁民爱物，无所不至，见一物之摧伤，优恻然伤感，况马乎？必不然也。学者慎勿泥贵人贱畜之句，遂轻视物命而不慈夫物。必物物咸慈而后心无不仁，庶不轻伤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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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又在漂書專櫃拾了本《中國姓氏尋根》。上世紀這種又薄又乾貨滿滿的冊子滿喜歡的。頭兩張談姓與氏的區別談得滿不錯，分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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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55857768

#王小波 的调笑。《红拂夜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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