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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录五大诉求[1]：
正式撤回逃犯修例修订案；
收回将抗争视为暴动之定性；
撤销对抗争者之控罪；
彻底追究警队滥权情况；
全面实行普选。
[1] 《立场新闻》，201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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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林正月娥召开记者会，宣布暂缓草案之二读。然而她却不肯提及具体法定意义的“撤回”二字，被记者问及则支吾以对，舆论因而多认为这不过是缓兵之计[1]。…当晚梁凌杰穿上写有“林郑杀港，黑警冷血”的黄色雨衣，并展示“全面撤回送中，我们不是暴动，释放学生伤者，林郑下台，Help Hong Kong”的标语，爬上金钟太古广场高处决意死谏。民主党的邝俊宇议员赶赴现场，游说梁返回安全位置，消防员亦抵达现场营救。然而梁仍于晚上9时坠下身亡，目睹一切的邝俊宇大哭不止，而香港人从新闻得知后亦悲愤莫名[2]。翌日有二百万身穿黑衣的民众走上街头，并于梁凌杰舍生的现场献花致意，而这亦是香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3]。
林正月娥于当晚透过新闻稿致歉[4]，并于18日召开记者会再次道歉，却始终不肯明言撤回草案。…
各大学学生会在内的抗争者于21日再次堵路抗争，并包围警察总部及各政府部门。政府总部因抗争暂停运作，而警察总部的警察及员工亦因而一度无法换班[5]。抗争者到24日再包围税务大楼，令税务局须提早下班[6]。翌日抗争者重返现场，却未有再展开围堵，而是向于税务大楼的员工致歉，并向路人解释他们何以挺身而出[7]。…在野派各阵营从雨伞革命学到教训，主张“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并以“不流血、不受伤、不被捕、不分化、不笃灰(按：不告密)、不割席”为抗争行动纲领。
…令人伤感的是，在29日和30日卢晓欣和邬幸恩先后步梁凌杰的后尘，以生命控诉政权的不仁不义[8]。
[1]《立场新闻》，2019年6月15日。
[2]《香港01》，2019年6月15日。
[3]《立场新闻》，2019年6月16日。
[4]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公报，2019年6月16日，20：29
[5]《立场新闻》，2019年6月21日。
[6]《立场新闻》，2019年6月24日。
[7]《立场新闻》，2019年6月25日。
[8]《立场新闻》，2019年6月29、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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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概述，非直接摘抄：
关于反修例的风波，从4月份就开始在立法会出现争端，甚至爆发香港议会史上首次肢体冲突。多国驻港领事亦于5月27日的立法会午宴，向议员表示不能理解政府急于修例的做法。香港大律师公会提出替代方案，只须仿效针对性侵案件的既有做法，将香港刑事法庭的管辖范围延伸至境外，当局即可调查和审讯潘晓颖案。6月9日，约103万民众响应民间人权阵线的呼吁上街抗争，乃自1989年以来香港规模最大的游行，但政府依然一意孤行，甚至于深夜透过新闻稿宣布即将如期二读。

以下为摘抄：
部分民众于11日起以“野餐”为名，再次聚集在政府总部一带。而基督徒阻隔警方及其他抗争者，彻夜为香港祈祷，并不断向警员颂唱《唱哈里路亚献上主》[1]。到12日早上8点，抗争者于圣诗声中在政府总部外重新聚集，并开始在夏慤道与龙和道占路抗争[2]。警察执意镇压，向民众连续发射150枚催泪弹、20个布袋弹，以及无计其数的橡胶子弹[3]。警察对付抗争者的手法异常凶残：有示威者头部中弹，卧地不断吐血；有通识科老师遭射种眼部，血如泉涌[4]；有第三期肺癌的抗争者中枪倒地，警方却千方百计要以暴动罪检控[5]。即使部分抗争者已于中信大厦外被围困，警方仍向其发射不必要的催泪弹[6]。新闻工作者亦遭警方暴力对待，比如香港电台的外判司机遭催泪弹击中头部，使其心脏一度停顿[7]。警方甚至以各种手段骚扰受伤的抗争者，他们利用公立医院咨询系统的漏洞到急诊室大肆搜捕[8]，甚至传有警员截停救护车强行押走伤者[9]。

[1]"'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an unlikely anthem of Hong Kong protests", Reuters, 18th June 2019, 6:52 pm.
[2]《立场新闻》，2019年6月12日。
[3]香港《苹果日报》，2019年6月14日。
[4]《立场新闻》，2019年6月12日。
[5]香港《苹果日报》，2019年6月15日。
[6]《立场新闻》，2019年6月18日。
[7]《香港电台》即时新闻，2019年6月12日，19：21.
[8]陈沛然(2019)。〈我们必需尽快堵塞泄露病人资料漏洞〉，《医生爸爸爱足球》，2019年6月20日。
[9]香港《苹果日报》，2019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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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习近平掌权后更再三强调党国凌驾一切。习于2018年8月对中央全面法治国委会演讲，就主张“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1]

[1]习近平(2019)，〈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求是》，21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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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2013年因为发表“中国梦，宪政梦”而被一撸到底的南周编辑部…

2018年3月，陈同佳偕女友潘晓颖同游台湾，却发现她疑似怀了第三者的孩子，遂独自返回香港。台湾警方其后于新北市竹围发现潘晓颖的尸体，他们怀疑行凶者为陈同佳，却无法要求香港当局引渡凶嫌。事关香港的《逃犯条例》，明文规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任何部分”。订立法案的英属香港殖民地政府，和特区政府同样基于一个中国原则，并不承认台湾事实上乃独立于中国的主权国家。台湾既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也没法将疑犯引渡往台湾。亲中派议员伺机而动，民建联的李慧琼和周浩鼎在2019年2月12日陪同潘晓颖的家人召开记者会，以堵塞漏洞之名要求修订《逃犯条例》。特区政府一反常态，于翌日即公布会就相关修订展开咨询，而咨询期则只有20日。
原有条例之所以做出相关规定，是因为在1992年立法时，殖民地政府“只与司法制度、刑法制度、人权状况达标的政府建立引渡关系”。在主权移交前夕担任英国外相的聂伟敬(Malcolm Rifkind)亦于《南华早报》撰文，指出原有条例之所以将中国排除在外，是要为香港的法治设置防火墙：毕竟在立法时，中国才刚发生六四惨案、而实然独立的台湾亦未完全走出党国体制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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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立法会选举的提名期于7月16日开始，但政府却于前两天要求参选者先签署确认书，表明认同香港属中国不可分离部分，并承认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管辖权。这项规定，明显针对梁天琦等本土派参选人。民主派认定规定荒谬，与大部分本土派参选人一起拒签，此后选举事务处亦确认了大部分候选人的参选资格。然而，负责新界东选区的选举主任何丽嫦于7月22日发信予梁天琦，要求梁澄清是否主张和推动香港独立。梁天琦只得无奈补签确认书，但何丽嫦到8月2日却仍判定其提名无效。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尚未投票，就出人意表地沦为预先政治审查候选人的“伊朗式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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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后来新闻中常出现的DQ吧…对不合意的候选人disqualify。

2016年汤家骅因其取态与民主派越走越远，于6月22日宣布退出公民党，并在10月1日辞任立法会议员。其新界东选区之补选，则定于次年2月28日。报名参加补选的除了公民党的杨岳桥，亲中派政团民主建港协进联盟的周浩鼎，还有本土民主前线的香港大学哲学系学生梁天琦。竞选期刚好遇上2月中的农历新年，传统上流动熟食小贩会于年初一至年初三在旺区聚集，向路人贩卖膳食，而相关部门传统上亦会尊重民间风俗予以包容。但在2015年的农历新年起，当局却以公共卫生之名禁止小贩聚集。刘小丽于年夜晚与被称为“肠粉大王”的肠粉师傅推着木头车到桂林街卖炒鱿鱼，迅即被食物环境卫生署的职员拘捕，并被控以无牌摆卖等三宗控罪[1]。当局高调针对新年夜市的举动，激起市民愤怒。
本土民主前线于翌日2月8日大年初一中午，号召支持者当晚到旺角钵兰街，支持每年都会于该处摆卖的熟食小贩。到晚上9时40分，食环署职员在钵兰街与小贩爆发冲突，警察于11时30分左右到场增援，并驱赶在场买熟食的路人。到大年初二凌晨，梁天琦运用候选人的竞选权力，即时于旺角举行竞选游行，藉此召集支持者到现场增援[2]。本民前的黄台仰与警民关系科的警官谈判，但警方未有退让、黄台仰亦无法平伏汹涌的群情，使谈判于凌晨1时半左右破裂。双方随即有肢体碰撞，骚动亦从钵兰街向外扩散。[3]到凌晨2时3分，一位警员向天开枪警示后，手指继续挂上扳机瞄准群众。此警员鲁莽的挑衅行为，使形势火上加油，一些较为激动的群众开始四处放火，并拆下路砖掷向警察。[4]梁天琦到凌晨3时遭警方拘捕，而警方亦派特别战术小队到现场增援。此后群众就处于下风。到7时54分，本土民主前线于社交网站呼吁群众从速撤退，这场驻港外国记者戏称为“鱼蛋革命”(Fishball Revolution)冲突才逐渐平息。[5]

[1]香港《苹果日报》，2016年2月9日。
[2]《端传媒》，2016年2月10日。
[3]《立场新闻》，2016年2月29日。
[4]《端传媒》，2016年2月10日。
[5]《端传媒》，2016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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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竟从未听说此事…

在2014至2015年，大专学界掀起退出专上学生联会的风潮：部分大学生认为学联于雨伞革命期间领导不力，而且受困于大中华情结，因而主张让各院校学生会各自爬山。香港大学、理工大学、浸会大学和城市大学的学生会先后透过公投退出学联，原有8所大学学生会参与的学联，一下子就失去一半成员。年轻人亦指责在野派的政坛前辈尸位素餐，认为他们从政只是为求随议席而来高薪厚禄，甚至觉得他们早已和中共暗通款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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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这句话早在六七年前就有了…

但占路抗争逐渐演化为阵地持久战，令整场运动迷失方向。部分激进抗争者亦开始指责学联和学民思潮等主导抗争的“大台”过于温和，未有进一步将行动升级。经过一轮讨价还价后，学联5位代表与政务司司长林正月娥等5位官员于10月21日在传媒直播下对话。虽然学联争取到民众之谅解，但整场对话不过是双方自说自话。这时候抗争已呈胶着状态，抗争民众亦感到疲惫。到11月30日学联与学民思潮尽最后努力，动员民众将行动升级，以图包围封锁政府总部。但他们早前未有一鼓作气，如今已令民气再而衰、三而竭，再也召集不到足够的抗争者对抗准备充足的警方。早前潮联小巴向法庭申请到旺角占领区的禁制令，冠忠巴士则申请金钟占领区之禁制令。警方趁民气转弱，便以协助执行禁制令的名义清场。警方于11日在金钟清场，拘捕逾200位抗争者，到15日清除余下的铜锣湾占领区，维时79日的雨伞革命最后黯然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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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于6月10日发表《一国两制白皮书》，斥责香港人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缺乏“正确”认识。人大常委会于8月31日公布2017年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他们决定1200人提委会沿用小圈子模式产生，每届选举只限有2至3位候选人，每位候选人均要得到超过一半提委会提名方可参选。这意味着民主派根本没有可能参选，而所谓“普选”亦不过是没有选择的假选举。
专上学生联会于9月22日发起大专罢课，次日于中文大学“大学广场”的集会有逾万人出席。26日学民思潮发起中学生罢课，该晚召集人黄之锋号召群众夺回被政府以围栏封闭的公民广场。防暴队清场后，黄之锋等74人于次日被捕。市民于27日晚到金钟政府总部外集会抗议，大批市民通宵留守，一直对占街抗争犹豫不决的戴耀廷教授亦被逼于凌晨宣布开始占领行动。但此时占领中环团队已失去抗争行动的主导权，大批市民自发地加入抗争，并在金钟夏慤道占路留守。警方于28日对抗争者施以暴力，向占路民众滥发87枚催泪弹，并大批施放胡椒喷雾。手无寸铁的和平抗争者只能用雨伞遮挡警方的各种武器，市民负隅顽抗的画面于国际传媒广传，令这次抗争被誉为“雨伞革命”。金钟的事件，鼓舞民众使抗争于各社区遍地开花，最终于旺角及铜锣湾都出现持久的占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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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于后六四时代走上富强之路，部分未能摆脱强国情结的知识人就如史华慈预言那样变节，而王绍光这类“新左派”思想就为知识人转向提供理论基础。甘阳是其中一位较有名的转向知识人。他于1980年曾是自由派，亦曾参与天安门学运，加入过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六四惨案后甘阳逃离中国，并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他未取得学位，就于1999年到香港大学任研究员，并于2009年归国。他于1989年写的一篇文章，曾提倡个人自由之重要，指斥“大五四”[1]的知识人执迷于拯救国家和民族，从而忽视自由…
然而甘阳到1990年代中却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成为新左派的代言人。他附和王绍光强调建立国家能力的主张，不再承认自由是先于一切的终极关怀。他表面上是为了反对自由派的经济不干涉主义，认为自由派不关注社会分配不均的问题。当中国经济日趋市场化，贫富悬殊只会日益严重。在此形势下，平等比自由更为重要，而只有强大的国家方能有力纾缓种种社会不公。
[1]此处指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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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相信经济自由引致政治自由的现代化理论，却与1990年代后的发展南辕北辙。受惠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产阶级和民营企业固然对党国感恩戴德，但未能适应市场而生活艰苦的基层民众亦无法理解自由派那种将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划上等号的论述。国营企业在计划经济下原为社会福利的提供者，但企业在全面市场化后就要以营利为目标，不但未能延续既有社会救济功能，更要大幅裁员。地方政府非但未能以社会福利政策弥补，反倒以招商引资为正业。他们纵容企业违反环境、消防和劳工法规，亦为推行基础建设和房地产投资为强制手段收地，令大批贫民流离失所。城市政府透过僵硬的户籍制度，一方面汲取？来自农村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却拒绝为他们提供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使农民工沦为替城市人担当厌恶性工作的“低端人口”。面对种种步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之痛，使自由派未能适应而集体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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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6年，宋强和张小波等人模仿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撰写《中国可以说不》，发行不足一个月就沽清需要重印，至今累积销量以百万计。而题材类近的《中国还是可以说不》、《中国仍然要说不》、《中国为何不高兴》，都是热卖的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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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不必然排斥国家主义和威权主义：虽然英美模式的资本主义一直与自由民主并驾齐驱，但德国模式早已证明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连。这情况在东亚尤其明显：在战前日本以及战后的台湾和韩国，其资本主义发展最初也伴随着高压的威权主义。与共产党系出同源的国民党，在1987年解严前就是靠党国之力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并藉“拼经济”的成果巩固其在台湾的迁占者政权。我们切莫忘记汉学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忠告：若是为了富强而追求自由，心不正、剑则邪，最终只会为富强而丢弃自由。自由理当是绝对的终极关怀，它本身毋须任何道德证成，更不能被当成追求财富及权势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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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知识人对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有太多浪漫的投射。他们质疑毛泽东思想，连带把与集体经济对立的市场经济摆上神坛，并将市场化与自由化划上等号。这部分反映知识人希望能毕全功于一役，期望可透过一场运动兼得自由和财富。他们以为市场化必然会带来自由化，并深信随市场改革而兴起的民营企业和中产阶级会成为推动自由民主的中流砥柱。他们忽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若缺乏制衡，容易招致分配不均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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