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战后欧洲史_卷三_大衰退_1971_1989
欧洲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在1989年轰然倒下？……

答案之一是“多米诺理论”。一旦某个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倒台，其他地方共产党领导人的合法性就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相信，部分是因为它宣称自己代表了某种需要，是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是政治生活的一种事实，是现代画卷上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一旦这一切让人觉得不再真实，比如说在波兰团结工会就明显把历史倒转了过来。那么，在匈牙利或者捷克斯洛伐克怎么还会继续有人相信呢？……

但是，共产主义在欧洲崩溃时最令人注目的一面实际上并不是其传染性……。1989年的新奇之处纯粹就在于整个进程的速度。甚至在1989年10月的时候，匈牙利的波茨盖依和民主德国的克伦茨都还曾兴高采烈地猜想可以控制住局面，可以把各自版本的改革搞成。对此，他们的对手们也都倾向于同意，并继续在其中寻找某种妥协。……

传媒的作用是一个新的因素。尤其是匈牙利人、捷克人和德国人，他们每天都可以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自己的革命。对布拉格民众来说，电视台一遍又一遍地重播11月17日的事件，已经构成了某种形式的即时政治教育，向千家万户传送着这样两条信息：“他们已无能为力”和“我们做到了”。于是，对新闻的控制和垄断这一共产主义的致命财产，就这样丧失了。对于孤独的恐惧——那种无法知道别人是否跟自己有同样的感觉——就这样永远地烟消云散了。……

1989年诸多事件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平静。……对暴力的厌恶是1989年的众多参与者的一个共同点。即使按最近的几次暴乱来衡量，他们也是成分五花八门的一群人。也许各地成分相互之间稍有不同，但这些“人民”的典型构成，包括共产党人中的改革派、社会民主党人、自由知识分子、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天主教活跃分子、工会人员、和平主义者、顽固守旧的托派分子等等。这种多样性本身就是他们力量的一部分：实际上这恰恰形成了一种由市民和政治组织构成的非正式组合，因而是对一党制国家尤其憎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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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全面控制维持到最后一刻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确实是做得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知识界反对派，都没有在社会上赢得过什么支持。……

整个1989年春、夏两季，非正式的网络和组织在全国各地涌现，希望模仿邻国局势……。[但]这些民众活动的规模都很小，很容易控制，翻不起什么大浪，不会对警察和政权构成任何威胁。……

正是由于党的领导人身上明显缺乏真正的改革意愿，以及外部有效反对势力的缺失（夏季的示威活动没有共同认可的目标，也没有出现任何领导者来将人们的不满转变为某种计划），才使得后来发生的事件乃是一桩策划好的阴谋这一广泛流传的说法具有了某种可信性：这是一次政府及警察内部潜在的改革派人物把衰落的党向着捷克改革方向推动的企图。

这听上去真是奇谈怪论，但从事后的发展来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11月17日，警察批准学生队伍穿过内城，去纪念……纳粹杀害学生扬·奥普莱塔尔50周年。但当游行的学生开始呼喊反共口号时，警察出手了，他们驱散人群，并且暴打那些被分离开来的人。后来，警察甚至鼓励关于有一名学生被害（就像奥普莱塔尔被害事件的重演）的传言。这在事后被证明纯属谎言，但却不难预料，这样的谣言有在学生中激起愤怒的效果。此后48小时内，数以万计的学生动员了起来，他们占领了学校，大量人群聚集到街上示威。但在这时，警察却只是站在一旁观望。

如果这是阴谋的话，那肯定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1月17日的事件及后来发生的情况，确实搞倒了共产党的新斯大林领导班子……。但继任者们根本得不到群众的信任，而且被事态的发展过快搞晕了头。11月19日，一直处于实际软禁状态的哈维尔从北部波希米亚农村回到了动乱中的首都。……

……同胞们对哈维尔的推崇，其中有他专注于戏剧艺术的原因，而且这是一种重要的原因。一位意大利评论家对哈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崛起评论说，他那独树一帜的声音，使得他能够把一个被噤声的民族的情感清晰地表达出来：“一个民族如果从来没有开过口，那么他们说出的第一句话便是诗。”……

于是，当1989年11月人们自己终于抓住一次可以主动做点儿什么的契机时，随之发生的天鹅绒革命似乎就让人觉得结果太过理想，因而是不可信的。这就是那种警察搞阴谋和人为地制造危机的论调的根源，就好像捷克斯洛伐克人连起码的信心都没有，以至于倒共运动必定得来自共产党人自己似的。这种怀疑一切的思想肯定是放错地方了。到目前为止浮现的所有证据都表明，11月17日捷克警察只不过是行为过头而已，并没有什么“阴谋”要逼迫执政集团出手。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真的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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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德国共产党人无视……局势变化，仍然在按……熟悉的方式，在选票上做假。1989年5月民主德国市镇选举的官方结果是98.85%支持政府候选人，操纵的结果太过明显，因而激起了全国……抗议。对此，政治局刻意置若罔闻。但现在，民主德国人民有了一种选择。他们不必再接受现状……。1989年5月2日，在给匈牙利自己对运动和表达思想实行松绑的过程中，布达佩斯当局拆除了该国西部的电网……

民主德国的人民开始蜂拥进入匈牙利。到1989年7月1日，已有约2.5万人到那边去“度假”了。……9月10日，当匈牙利外长居拉·霍恩在一档匈牙利电视新闻节目上被问及，如果这些人启程向西，政府会如何应对时，他回答说：“我们将让他们穿过，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我猜想奥地利人会让他们进入。”通往西方之门就这样正式开启了：在72小时内，大约2.2万名民主德国人就已越境而过。……

为控制事态，民主德国统治者……开辟一条通过自己的国家的安全通道，然后可以乘坐密封的火车前往联邦德国。但此举无疑是给丢尽颜面的政府再添一道新的耻辱：当火车在德国境内穿行时，数以千计的当地人夹道欢呼，报以羡慕的目光。据估计，当火车在德累斯顿短暂停留时，有5 000人爬了上去，在警察殴打他们时发生了暴乱。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全世界媒体的眼皮底下。

当局的狼狈相使批评者的胆子大了起来。……10月2日，星期一，万余人在莱比锡举行示威……。……莱比锡的示威者们开始定期举行示威和“守夜”……规模已经发展到了9万人。集会的人群宣称：“我们就是人民！”……

……10月18日，在埃贡·克伦茨的领导下，昂纳克的一些同事发动政变，将这位执政18年的老人赶下了台。……但已经太晚了。在莱比锡最近一次集会上，参加者估计已达到30万人，要求实行改革。……

这时，当局才真的慌了。……11月9日，……克伦茨提出了一项新的旅行法，以图阻止目前的逃亡现象。在由德国电视台和电台现场直播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君特·沙博夫斯基解释说新的条款立即生效，允许到国外旅游可以不提前通知，并允许穿过边境进入联邦德国。换言之，柏林墙打开了。

广播还没有结束，人们就已经涌上大街，向边境进发。几小时内，就有数千人涌入西柏林……。第二天早晨，世界变了。……1989年圣诞节假期间，240万民主德国人（相当于总人口的1/6）访问了联邦德国。这肯定不是民主德国领导人的初衷。沙博夫斯基日后解释道，当局丝毫想不到打开柏林墙会导致民主德国的垮台。相反，他们把此举视作“稳定”的开始。

民主德国领导人们犹犹豫豫打开边界的决定，只不过是希望打开一个安全阀门，也许还会获得一点儿民众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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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暴涨的物价激起了一轮罢工浪潮，在1988年春夏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形成了大规模的堵塞交通和占领工厂的情况。在过去，由于没有什么杠杆可以撬动工人的力量，共产党当局要么放弃涨价，要么只能诉诸武力，或者双管齐下。现在，他们有了第三种选择——请工人们自己的领袖来帮忙。1988年8月，内务部长切斯拉夫·基斯沙克催促瓦文萨与自己会谈，以结束这个国家的工人抗议活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团结工会与政府进行了一些零星的非正式接触，激起了更加响亮的呼吁“改革”的声音。当局在无助地摇摆，时而做出姿态，时而进行威胁……。就这样，公众对国家的信心崩溃了。

……1989年2月6日，共产党终于正式承认团结工会为谈判伙伴，并与其代表召开了“圆桌”会谈。……各方同意独立工会合法化、进行广泛的经济立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选举新的国会。

……计划于6月4日举行的选举虽说会允许前所未有的真正选择，但其本意还是为了确立共产党的多数派地位：国家参议会的选举是真正而开放的，但在议会选举中，半数席位已经预留给了共产党官员候选人。而且，政府把选举日期定得这么早，也是希望能够因对手缺乏组织与经验而占点儿便宜。

结果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在米奇尼克的临时《选举日报》的支持下，团结工会获得了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99席，以及议会中所有允许公开竞选的席位。同时，在“预留”给共产党候选人的席位中，仅有两人得到要求的50%以上的选票，有资格当选。在这种全面溃败和史无前例的公开耻辱面前，波兰的共产党统治者可以选择不承认投票，再次实行戒严，或者接受失败，放弃权力。

然而，选择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中私下跟雅鲁泽尔斯基说得很明白，选举必须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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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占领阿富汗后，能够在喀布尔成功地建立一个稳定、友好的政府，对苏联领导人来说也算得上是一次双重的成功。它一方面可能重新确立莫斯科在中东日见衰落的存在，另一方面可以向梦想独立的新一代苏联穆斯林们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当然，苏联在阿富汗遭到了失败。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和他们的将军们不仅忽视了美国在越南的教训，重复了很多美国犯下的错误，甚至还忘掉了80年前沙皇俄国自己在同一地区犯下的错误。苏联在一片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建立傀儡政权的企图是灾难性的，只起到了相反的结果，激起了由外国人武装起来的游击队和宗教激进分子永不妥协的强烈反抗。帝国自身的民族问题非但没有“处理”好，反而有火上浇油之嫌：喀布尔由苏联扶持的马克思主义当局对莫斯科在穆斯林世界及国内外的地位作用甚微。

一言以蔽之，阿富汗是苏联的一场灾难，这场灾难对整整一代苏军士兵的创伤，要在以后才会逐渐显露出来。至90年代初，每5名参加阿富汗战争的士兵中，据估计有1人确认有酗酒的问题。而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很多士兵由于找不到稳定工作，滑向了极右翼的民族主义组织。但早在此之前，苏联领导人就已经发现自己所犯的错误严重到了什么程度。除了人员和物资的损失以外，在阿富汗山区长达10年的摩擦式战争成了苏联长久的国际性耻辱。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红军要在境外部署兵力已经不可能了。后来，政治局成员伊戈尔·利加乔夫对美国记者瑞姆尼克承认道，自阿富汗战争之后，在东欧用兵的问题就想都不用再想了。

[摘录这段话是因为从中联想到了今天的俄罗斯侵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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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苏东易帜的故事始于波兰。1978年10月16日，克拉科夫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依蒂拉被选为教皇，成为第一位当选教皇的波兰人，即约翰·保罗二世。他的当选在教众中引起的热望，在现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部分天主教徒认为他会是个比较激进的教皇，因为他虽然年轻，但早已是第二次梵蒂冈大会的元老级人物。他精力充沛、魅力非凡，是完成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保罗六世遗愿的合适人选，能够将教会带入新时代。而且，他更像一位神父，而不是教廷的官僚。

……他这个人尽管素来背负“有思想的教皇”的声名，尽管对于知识与学术方面的交流和争论持开放态度，但对于教会的敌人是绝不会妥协的。与信仰教义部权威的负责人、红衣主教约瑟夫·拉青格一样，他早年对改革一度热情高涨，但在看到约翰二十三世因改革造成的极端后果后，惊悚之下不禁也有所收敛。在成为教皇之时，早已身为主管领导的他在教义上也更趋于稳重了。

沃依蒂拉非比寻常的坚定信仰和卓尔不群的教皇风格，也可以从他的波兰人身份和早年不幸生活中找到部分答案。他8岁丧母（3年后又失去了唯一的哥哥埃德蒙；他没有姐妹，父亲作为他唯一幸存的亲人，在他19岁时于战争中丧生）后，父亲将他带到了卡尔瓦利亚·泽布日多夫斯卡的圣马利亚教堂……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抛弃了前任奉行的谨慎的“东方政策”，于1979年6月2日来到了波兰首都华沙，这便是他三次戏剧性“朝拜”共产主义波兰中的第一次。在华沙，他享受到了热爱他的教众人山人海的欢迎。而他的到来，也更加巩固和增强了天主教在波兰的影响力。……他已经开始用明白无误的语言鼓励人们决不要与马克思主义妥协，并且通过基督教廷向人们不仅提供一种无声的庇护，更提供了一种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社会权威标杆。这种做法，甚至让他的主教们也不时地感到一丝不快。

波兰共产党非常清楚，天主教这种从妥协到反抗的转变，会对波兰本国的稳定产生影响，从而挑战党对权力的垄断。这一方面是因为占波兰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是天主教徒，非常虔诚；而更大的原因，则在于教皇这个人本身。但他们却束手无策，若禁止教皇造访波兰并发表讲话，只能适得其反，徒增其魅力，让其数百万信徒更加远离自己。即使在1983年6月已经实行戒严以后，教皇重返波兰，并在华沙的圣约翰大教堂中对自己的“同胞们”就他们的“失望与耻辱、他们的苦难与被剥夺的自由”发表讲话的时候，党的领导人们也只能站在一旁洗耳恭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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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斯大林时期以来，经济增长，更确切地说是工业增长，既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又是衡量社会主义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尺。……但是……1973年以来，东欧各国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远远落后于已经有所下降的西欧各国。……

到了此时，导致共产党国家经济大幅衰退的问题是它们身上所独有的、意识形态导致的低效率。……捷克斯洛伐克铁矿资源极为有限，然而到了1981年，捷克斯洛伐克却成了世界第三大（人均）钢铁出口国。糟糕到底的是，民主德国还在计划不断扩大落后的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如果有别的选择，没有人愿意买捷克的钢铁、民主德国的机械，除非有很高的价格补贴。因此，这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都是亏损的。实际上，苏联式的国家在减损物品的价值：他们进口的或从地下挖出的原料比用这些原料生产出来的成品更值钱。……民主德国在花费数百万马克生产没有人要的商品，相对质优价廉的同类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都可以买到。……

西方当然乐于帮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一些私人银行家都乐意贷款给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因为苏联红军是稳定的可靠保障，也因为共产党官员虚报产量和资源到了令人信服的地步。仅在20世纪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硬通货债务就增加了12倍。……波兰的硬通货债务增加了大约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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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和学者们关心的是作品审查制度，这是合情合理的。阻止出版或表演的条件在不同的共产党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在1969年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满不在乎地推行压制政策。不仅有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被禁止出版作品，禁止在公开场合露面，而且有大量的主题、人物和事件甚至不准被提及。相反，在波兰，天主教会及其所属的机构、报纸提供了半保护的空间，只要谨慎行事，在文学界和知识界就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自由。

在波兰，像在匈牙利一样，问题在于往往需要做自我审查。为了保证能够让观众、读者见到作品，知识分子、艺术家以及学者们预计有些地方可能会遭到官方的反对，因此就总想着要改编作品，修饰或回避某个观点。在非常严肃地对待文化艺术的社会里，做出这些调整所取得的职业上乃至物质上的益处是不容小觑的，但道德上的代价可能是昂贵的，或许会伤到自尊。海涅在150年前就已写道：“那些思想的刽子手们使我们成为罪犯。因为作者……经常犯杀婴罪：作者由于惧怕审查官而变得疯狂，杀死了自己思想的婴儿。”海涅的这席话肯定会立刻得到许多东欧知识分子的认可。

这是部分共谋的一种。另一种是沉默。沉默就是把事情放在心里，而不是在嘴上，奉行的是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心灵》中所写的“阳奉阴违”。真正大胆表达出自己想法的那些人，将自己作品的原始复写本在私下里非法地流传。这些真正的作品面临着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惨淡前景，他们的观点和艺术只能限于一个封闭的小圈子。他们的遭际至多也就是某捷克知识分子所称的“自慰”。后者曾闷闷不乐地将在同一群两千个知识分子中流传禁书称为自慰，因为那些人写的也是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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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坚信上帝，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历史。……求助于历史来为令人不快的政治选择进行辩护，从道德角度来看就开始显得非常幼稚乃至无情了。加缪在许多年前就指出：“对历史负责就可以使人不用对人类负责。”……

知识分子在面对历史时，选择自我否定。……假如没有剩下伟大的事业，假如进步传统已走到穷途末路，假如历史或必然性不再能够令人信服地引起对行为、政策和制度的保护，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那些宏大的时代难题呢？……

让左派集体感到吃惊的是，他们……重新发现了一门非常古老的语言。……几十年来，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讨论权利”一点儿也不时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权利，特别是自决权，在有关战后安排的辩论中起了关键作用。……但是那些都是集体权利，即国家权利、民族权利和少数派权利。……集体决定的权利并没有令人高兴的记载。只要民族或宗教群体之间的权利发生冲突（通常是领土争端），很明显，最终获得优势的唯一有效途径是武力而不是法律。这很令人沮丧。……

因此，战后关于权利的讨论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这也是战争带来的教训。即使人们是因为共同身份（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人）而遭受到迫害，那么受害的也只是个人。新成立的联合国也就是寻求把人们当作有个体权利的个人来保护的。……

……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有关权利的议论在偏左派的欧洲知识分子中受到冷遇。他们附和马克思著名的论断，认为“所谓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将其加以摈弃。在进步圈子里，表达“自由”、“权利”以及其他与“一般意义的人”有关的抽象概念的词汇，只有在前面加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等形容词修饰时，才会被认真对待。

正因为此，1969年属于“法国社会主义联合党”左翼的一群知识分子（当时由米歇尔·罗卡尔和皮埃尔·孟德斯-弗朗士领导）批评自己的政党支持布拉格的改革派。他们宣称，后者“自愿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人道主义、自由、正义、进步、普遍无记名投票权等等）的牺牲品”。这样的例子绝非仅有。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许多偏左翼的评论家尽管政治信仰相当温和，可是避免提到“权利”、“自由”，以免显得天真幼稚。在东欧，共产党改革派人士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也避免使用这样的语言。在他们那种情况下，那些词汇在官方的语言里已含有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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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与众不同的直接选举总统的体制，给全国五年一度的议会选举投下了阴影，候选人的个人政治技巧和性格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党派必然是围绕这些候选人而重组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令人生畏的密特朗胜出了。

……在1965年的大选中，即使是在左派政党的支持下，他没有成功地当选为总统，而他也绝不是他们需要的候选人，他刻意跟他们保持距离。直到1969年，旧的社会党内部分裂，而且在1968年的大选中失利，密特朗才开始着手策划他在社会党复兴中的角色。他在1971年发起了接管运动，于是出现了一个以密特朗为领导的新社会党，新一代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被招募来为他服务。

……早在1967年的一次议会选举中，密特朗的竞选徽章和照片就卖得很好。这个国家进入了一个电视化政治、个人化政治的新时代，正像圣艾蒂安的市长米歇尔·杜拉弗在1971年沮丧地说的那样：“法国只生活在对下一届总统选举的期望中。”密特朗将会是左翼的王牌。……

在1981年总统竞选的第一轮选举里，两位保守党的候选人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年轻的雅克·希拉克的总票数超过了密特朗和马歇（后者仅赢得了12.2%的选票）。但是在双方阵营得票领先者密特朗获得了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环境保护论者，甚至是平时采取不合作态度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支持，票数翻了一倍多，击败了吉斯卡尔，成为欧洲第一位由直接选举产生的社会党人国家元首。他立刻解散了议会，并且召集了立法的选举，他的政党痛击了共产党和右翼，在国民议会里为自己赢得了绝对多数。至此，社会党人已经完全控制了法国。……

造成这种不同结果的是左翼选民在这一次表现出来的纪律性，他们在第二轮选举的时候，在密特朗身后联合起来，而不是固守宗派的偏执，与此同时，右翼却产生了意见分歧。在1981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给希拉克的人中，16%的人在第二轮中投给了密特朗，而不是重新选举即将卸任的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他是希拉克阵营里的戴高乐主义派的支持者们非常讨厌的人。如果右翼没有这样分裂，就不会有密特朗总统……

这一点很值得强调，因为似乎有太多的事情有赖于1981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在回顾选举过程的时候，密特朗自己也明白，他在1981年的成绩是为了使法兰西共和国的政权交替过程“正常化”，使社会党有可能被当作政府的正常组成部分来对待，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对1981年密特朗的支持者来说，情况看起来非常不同。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了使将来的权力交替正常化，而是现在马上就抓住权力并且利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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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撒切尔主义变革使国家得到了巩固，也改善了市场规划，同时又让国家和市场之间脱离了紧密联系。撒切尔通过立法限制工会领袖发动工人罢工的权利，并通过法庭切实地实施这些法律，从而永久性取缔了英国工会的社会影响力。

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都被划入了私有化的范围。……作为一个经济体，撒切尔夫人统治下的英国是一个效率比较高的国家。但是作为一个社会，英国遭受的是彻底垮台，造成了长期的灾难性后果。轻视国有资源，进而消除国有资源，宣扬个人主义，对一切不可量化的资产表示不满，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这些举措对英国的公共生活体制造成了严重伤害。市民变成了股东，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而变成了资产和所有权的关系。从公交公司到电力公司，随着它们的私有化，公共空间市场化了。

……“铁娘子”一直很推崇美国模式，但之后撒切尔主义统治下的英国渐渐表现出的更多是这种模式不良的一面。仍由国家掌控的服务部门资源紧缺，但在那些已经“被释放出来的”经济部门，财富却大量积聚，这一现象在伦敦金融城尤为明显。

……

玛格丽特·撒切尔政策的主要受害者中就包括她自己所在的保守党。当这位铁娘子结束对保守党的领导时，保守党这个近一个世纪来英国“天生”的执政党已经没有了计划，没有了领袖，在大多数人眼中，保守党也失去了灵魂。对一位带领她的政党连续3次获得大选成功、执政长达近12年的女士来说，这个评价无疑是苛刻的。但这个评价确实指明了重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执政是独裁统治。

……

因此，这就是衡量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取得的成绩的尺度。她不仅摧毁了战后的共识，而且造就了一种新的共识。在她上台执政之前，英国公共政策中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国家是合法性和立法权的天然源头。而当她退出政治舞台时，这种观念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即使在英国国内与国家关系最深的工党的观念上也是如此。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国家的作用问题第一次被提出来讨论，但是越来越少听到为它辩护的声音，至少在主流政治圈子里是如此。当然，仍然有人继续认为，撒切尔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他们仍然希望回到国家对服务领域的直接管理（即便不是在生产公有制的条件下）。但是根据撒切尔夫人的观点，需要的是造成这样一种情况——除了像教育和医疗这样的核心社会商品需要郑重考虑之外，其他方面就不再保证能听到同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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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实不容许20世纪30年代重现，导演阿伦·雷奈在1966年的电影《活在战争的梦魇》中未卜先知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这部电影叙述了悲伤的挽歌式故事，讲述的是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员迭戈（由杰出的演员伊夫·蒙当扮演）偷偷地从巴黎回到了马德里，勇敢地携带了“工人起义”所需的颠覆性文献和计划，虽然他知道起义永远不会发生。“你们难道不明白吗？”他试图告诉梦想复兴1936年希望的巴黎共产党领导人，“西班牙已经变成了浪漫左派的聚集点，成了一个用来欺骗过去战争中老兵的谎言。现在每年有1400万游客在那里度假。世界的现实在抗拒我们”。电影的编剧是豪尔赫·塞布伦，这也并非偶然，他本人几十年来都是西班牙共产党的秘密间谍，后来因为对该党不正视现实、一味怀念过去感到失望而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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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国哲学穿过巴黎的社会思想、进入英国的文化批评的时候，它们的形式对当时大部分读者来说都很熟悉。它本身的困难词汇使人们很难读懂和理解，因而对新一代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难度”开始成为知识分子严肃性的衡量尺度。……“60年代思想家最伟大的成就是让他们的读者相信：凡是不可理解的，就是伟大的。”

由于大学里现成的听众，像拉康和德里达这样新近被奉为名人的理论家们将语言的无规律性和悖论性提升为成熟的哲学理论，这些理论给文本和政治分析提供了无限灵活的模板。在一些学术机构，如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新旧理论顺利融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再是经济范畴和政治机构的尴尬附属品，而重生为“文化批评”。……

……这种自恋的蒙昧主义在当时十分盛行，它远离现实生活，在无意识中也成了枯萎乏力的知识分子传统的见证人。而且，它绝不是那些年文化损耗的唯一症状。即使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电影光彩夺目的创意，也退化成了不自然的艺术技巧。1974年，导演过《巴黎属于我们》（1960）和《修女》（1966）的聪明而富于创意的导演雅克·里维特导演了《塞丽娜和朱利乘船旅行记》，这部193分钟的片子是典型的法国新浪潮电演，缺乏情节，充斥着程式化的模仿（尽管不是有意如此），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艺术理论化代替了艺术本身。

如果说60年代的传统之一是高端文化主张，那么另一个与之相对的主张则是赤裸裸的故意的玩世不恭态度。相对单纯的摇滚音乐逐渐被“深谙媒体喜好的”流行乐队替代，后者的一惯手段是将前辈形成的风格做延伸和降格处理。就像流行浪漫小说和通俗小报为了商业利益而投靠大众文化一样，70年代产生的“朋克”摇滚也是以争夺流行音乐的市场为目的。它以“反文化”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寄生于主流文化，通常因唯利是图而使用暴力形象和极端语言。

……

无论他们的政治和音乐有多么虚伪，至少朋克时代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是真实的，这是一段诚实的经历。……

贬低公众人物的地位的风格，给类似“模仿秀”或者法国的“稚拙秀”等每周一次的电视节目提供了大量素材。在这些节目中，主要的政治领导人轮流地被拿来嘲笑和奚落（现在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中还是这样），这种事情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讽刺作家和政治喜剧演员替代作家和艺术家而成为那个年代的智慧英雄：80年代初，当法国学生被问到谁是他们最崇拜的社会名人时，年长的评论员震惊地得知，让-保罗·萨特已经被科吕什所代替。科吕什是一个下流的、偶尔放肆的电视喜剧演员，他揶揄地承认自己是通过竞选总统而得到了现在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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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必须的解决办法”，欧洲货币体系行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或者是欧盟委员会和几年之后的欧元的职能）：它可能迫使政府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政府可把这归罪于外国人制定的条款和规矩。事实上，这是新安排的真正长远意义所在。他们在及时消除通货膨胀问题上并不是很成功（尽管也做了一些），但是却成功地剥夺了各国政府在制定国内政策上的主动权。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它所带来的影响在当时也许还不能完全看到。在过去，如果一个国家选择“硬钱”策略，坚守金本位制或者不愿意降低利率，那么它必须对它的选民们有所交代。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状况是，无论是英国政府、瑞典政府还是意大利政府，都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失业问题，或者持续下降的工业生产值问题，或者通货膨胀导致的工资增长，它们都只能无望地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例，或者事先协商好的欧洲内部汇率的威力，并逃避责任。此举在战术上的受益是明显的，但这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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