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战后欧洲史_卷二_繁荣与革命_1953_1971

[全书结语]
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各地悲惨谢幕。[因为作者视五月风暴为闹剧，而布拉格之春为悲剧。]……事实上，这场革命[指“五月风暴”]从一开始就是自杀式的。这些意图鄙视并憎恶“消费文化”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成了文化消费的目标，反映出了言论普遍脱离行动。那些咄咄逼人地宣布要“改变世界”的巴黎人和柏林人往往都是些目光褊狭而又耽于身体情绪影响的人，他们沉迷于自我遐想，这些都预示着接下来10年里唯我论者以“我”为主的政治倾向的出现。早在这个年代结束之前，“60年代”就成了一种崇拜对象。

也许是出于自我幻想，人们认为60年代是政治意识高涨的年代：“人人”都会上街，受到某种事业的召唤。革命事业的降温以及后来几十年里取消了的群众运动，现在回顾起来，都说明了对那整整10年里狂热的政治运动只让人产生一种失败情绪。然而，在某些重要方面，60年代实际上从相反角度来看是重大的10年：这是一个欧洲大陆东西两部分人都开始明确远离意识形态政治的契机。

因此，60年代人的标语和计划，远未重新唤起那代人所热切想要重新赋予其语言与标志以新活力的革命传统，倒反而在现在看来成了它最后的绝唱。在东欧，“修正主义”的插曲及其悲剧性的收场，从实践上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后幻想。在西欧，那些马克思主义和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远远脱离了当地的实际情况，使它们无法在未来胜任那些公开、严肃的辩论。1945年，极右派妄称自己为合法的政治表现的载体。到了1970年，轮到极左派来效仿他们了。欧洲长达180年之久的意识形态政治终于落下了帷幕。

#摘录 #战后欧洲史_卷二_繁荣与革命_1953_1971

[布拉格之春]
那些认为共产主义可以被改革，斯大林主义只是一种错误转变，但仍可以被纠正，而民主多元化的核心理想仍可以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结构并存的幻想，在1968年8月21日的坦克声中被碾碎，再也无法复原了。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和他制订的“行动纲领”不是一种开始，而是一种结束。那些改革家或激进分子们再也不会寄希望于执政党会实现他们的抱负或采纳他们的计划了。东欧的共产主义开始蹒跚而行，依靠着不太可能的外来借贷的支撑和苏联人的刺刀来维持：直到1989年整个体系才最终崩散。其实，共产主义的灵魂早在20年前即1968年8月的布拉格就已失去了。

#摘录 #战后欧洲史_卷二_繁荣与革命_1953_1971

民主德国，尽管（或是由于）其压制的、实行审查制度的威权体制，对于彻头彻尾的年轻激进分子而言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它的一切都与波恩政府截然不同，而且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态度。

因此，激进分子们对联邦共和国的“虚伪”的憎恨，使他们很少会怀疑民主德国的共产党人的说法，称他们正视德国历史，清除他们过去的法西斯德国。……强调“共产主义所犯下的罪行”，只不过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资本主义罪行的视线。正如丹尼尔·科恩-本第特在巴黎时所说，共产党人或许是“斯大林主义的坏人”，但是自由民主党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此德国左派对华沙和布拉格的普遍抱怨充耳不闻。……

60年代的西方人对于距离他们自己的祖国很近的各种外国文化所知甚少。1968年春，捷克改革运动正进行到高潮，鲁迪·杜契克到布拉格做了一次友好访问，他在那里坚称多元民主政治制度是真正的敌人，让当地学生大吃一惊。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正是他们当时的目标。

#摘录 #战后欧洲史_卷二_繁荣与革命_1953_1971

[哈哈哈哈 没想到现在大家是这样看待阿尔都塞的。]

从1956年开始自称的“新”左派寻找的是新的文本——在马克思年轻时期的著作中……。马克思自己觉得其中一些著作不宜发表……

因此，马克思早期的很多著作甚至在学者中都不为人熟知。这些著作于1932年在莫斯科……第一次完整出版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对这些著作的重新关注……是在30年后。

突然间，人们可以抛掉传统的西方左派沉重肮脏的包袱而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年轻的马克思似乎关注的都是极为现代的问题：如何改变“异化了的”意识，把人类从对自身真实状态和能力的无知中解放出来；如何逆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权秩序，使人处在自身存在的中心；简言之，如何改变世界。

在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看来，这种对于马克思本人都不愿意出版的文本的坚持，是非常不严肃的。但同时它也具有一种潜在的颠覆性：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去阅读这些文本、去随意解读马克思，那么共产党领导的权威（也包括托洛茨基派的权威）就将覆没，而当时所理解的主流的革命政治观点也将覆没。因此毫不奇怪，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发动了反击。路易·阿尔都塞（法国共产党的首席理论家，享有国际名声的马克思主义专家，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教师）通过声称在“年轻的”受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和“成熟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为自己赢得了专业上的名声和短暂的知名度。他认为，只有后期的著作才是科学的，因此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理论主张建立在对马克思做古怪的结构主义解说的基础之上。它对当时追求“理论”的年轻人的吸引力与其晦涩的诡辩力量成正比（老一辈的学者们对此很是冷淡）。但它所声称的权威性是非常清楚的：他坚持说，只有一种正确解读马克思的方法，这就是我的方法。在法国，阿尔都塞的光环随着他所鼓吹支持的党的衰落而褪去，时至今日，只有英语国家学术界外围的学者才对他的晦涩理论有些兴趣。

#摘录 #战后欧洲史_卷二_繁荣与革命_1953_1971

1870年第一届梵蒂冈会议在公开反动的教皇庇护九世支持下举行……。恰恰由于天主教逐渐被挤出了近代国家的政治权力，梵蒂冈就在其他方面对其信徒提出了不容更改的要求。事实上，教皇庇护十二世（1939-1958年在位）尤吉尼奥·帕切利有争议的长期在位不仅维护了天主教的思想主张，实际上也正式地把教会带回了政治领域。

从当时梵蒂冈与墨索里尼的密切联系、对纳粹模棱两可的回应、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天主教独裁者的热情，可以看到帕切利教权的反动政治立场。……特别是意大利天主教徒，他们坚持认为，如果不投天主教民主党的票，就是灵魂有问题，甚至可能更糟。即使在相对自由的比利时或荷兰，当地等级森严的天主教体系也按照严格的指令，要求教徒只能投天主教政党的票。直到1967年……，一位荷兰主教才敢对公众建议，荷兰的天主教徒可以为非天主教党派投票，而没有被逐出教会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战后天主教在某些问题上仍然持不妥协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问题包括家庭、道德行为或不合适的书籍与电影。但年轻一点儿的教徒和新一代的教士们于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不安地感到，梵蒂冈对于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独断和顽固不化是个时代错误，也是欠考量的……

帕切利死后，他的继任约翰二十三世召集了一次新的梵蒂冈大会，倾听这些困难，提出目前教会应当采取的态度和做法。这次会议史称第二届梵蒂冈大会，时间为1962年10月11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仅改变了罗马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和语言……，更重要的是教会对现代生活的两难做出了反应。在第二届梵蒂冈大会声明中，清楚表明了天主教会不再害怕变化和挑战，不再与自由民主政治、混合经济、现代科学、理性思想，甚至是世俗政治为敌。……最重要的是，天主教会不再被视作独裁统治的支持力量；相反地，在亚洲、非洲、尤其是拉丁美洲，它们至少看起来像是与对手的立场一致。

……第二届大会也没有扭转欧洲天主教徒教会活动衰落的现状：即便在意大利，弥撒的出席率也从1956年全体天主教徒的69%下滑到12年后的48%。但是，既然欧洲宗教的衰退并非只限于天主教信仰，那么这种现状恐怕也不是天主教会能控制的。第二届梵蒂冈大会真正获得的成果至少是推动和批准了欧洲大陆政治和教会的最终分离。

#摘录 #战后欧洲史_卷二_繁荣与革命_1953_1971

希特勒垮台后，德国人那种对非道德命令的盲从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但他们却把这种积极服从的缺点变成了全民族的优点。在彻底战败后，德国摇摇欲坠，接着又遭遇外来的占领，联邦德国乖乖接受了强加于其头上的民主，这在10年前可是令人不可思议之举。早在一个世纪之前，海涅就首先观察到德国人身上具有的“献身统治者”的特性，但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人却以同样的献身精神，一门心思关注产品生产中的高效、细节和优质，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这种为繁荣建设而新发现的献身精神尤其受到了老一辈德国人的明确欢迎。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超过60岁的老人们——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当权派——还都认为独裁时代的生活更加美好。但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表明，联邦德国被动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安宁，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令人欣慰。倒是较为年轻的一代反而更加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这“多疑的一代”男男女女都出生在魏玛共和国的末期，刚好经历过纳粹的年代，但却还太年幼，因而并未参与到任何纳粹的罪行中去，从而他们对德国的新秩序更是抱着多疑和不信任的观点。

对出生在1927年的作家君特·格拉斯和社会学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这类人而言，联邦德国是一个没有民主人士的民主社会。联邦德国的人民从希特勒时代的极度闲逸一跃进入了消费时代，他们在逐步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平息了对过去罪行的记忆。在德国人从关注政治转向私人积累财富的转变中，格拉斯等人注意到了民众在推卸过去和现在的公民责任。他们极力赞同贝托尔德·布莱希特反对那种“先填肚子，后讲道德”的说法。西柏林市市长恩斯特·路特在1947年3月解释道：“再没有比‘先填肚子，后讲道德’更危险的说法了。正因为我们允许这句话所示意的道义之错横行，才导致了我们今天的饥寒交迫。”

[本来读这本书不想做摘录了的，但这段话还蛮有趣的。前半段为德国人工艺上的严谨不苟提供了有趣的阐释角度。后半段则让我想起著名的中国格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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