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这一年,赵元任考察徽州方言,杨步伟跟着去皖南玩耍,经过胡适老家绩溪,有感于当地山清水秀,就给胡适写信说,你们有这种好风水的地方,难怪出了你这个人。胡适给她回信:“韵卿,我要接吻你一百次,谢谢你。”
虽然历史通常意味着在时间中旅行,但在空间中旅行也能对理解历史助益良多。当然,我说的不是从一个名胜到另一个名胜,更不是把自己塞进目光呆滞的旅行团中的那种旅行,我说的是,你与亲历者或者他们的后代交谈,你去往当年的现场,看看那里的草木山川和历史遗存,借助这些,你得以重新想象一段历史。
#抄书
“‘做好事’是一个人浮于事的职业。况且,我也尝试过。奇怪得很,这不合我的胃口,因此我对自己是满意的。也许我不应该谨慎小心地逃避社会要求于我的这种使宇宙不至于毁灭的‘做好事’的特殊职责,我却相信,在一个不知什么地方,确有着一种类乎慈善的事业。然而比起来不知坚定了多少的力量,在保持我们现在的这个宇宙呢。”(梭罗:《瓦尔登湖》)
“对于一个原始民族而言,施舍往往是毁灭,甚至对于文明的民族也常常如此。把食物作为毫无保留的礼物送给土著人,只会造成一种致命的依赖,因为他们不理解我的动机,他们以为——那也不是不可理解——我们很富有,我们可以给,可以不断地给,因此,他们就没有必要自己再动手去干自己的事……我们该做的是,给土著居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取食物的方法。”(法利·莫厄特:《鹿之民》)
感觉梭罗其实也是哲学家~
真如我所说的那样,我必须说没关系,其实如果那一刻到来,应该会很残酷,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也清楚他有女朋友了,跟有女朋友的人在一起,要做好承受痛苦的准备,别心存侥幸认为他会跟女朋友分手转而来找我。
#抄书
Vee真是厉害,让我觉得自己是看守学院门前的狗子,而Vee只是来玩的, 摸摸头…拿丸子来喂,最终就离开。那只狗走到别的地方,又有人拿丸子来诱惑,这样周而复始的,到最后还是一样的结局,喂丸子的人要离去,而狗子什么也没剩下,也许有人摸摸头时会开心,也可能有丸子解饿时会幸福,最终当那个人消失不见时,除了回忆,什么也没有了。
但我想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巧合,所有的事原本就有前因后果,虽然我现在所做的事,我找不到理由,但我认为肯定有,所以我才会这么持续下去,为了找到我想知道的前因后果。
#抄书
「向非陛下化周动植,徳及遐荒;岂有不劳王师,坐清氛祲?」这马屁拍的。
引用下作者的这段总结陈词:
> 疾病范畴的扩展,依靠两种假说。第一种假说认为,每一种对社会常规的偏离都可被看作一种疾病。这样,如果犯罪行为可被看作是一种疾病的话,那么,罪犯就不应该遭谴责或受惩罚,而是被理解(像医生理解病人那样)、被诊治、被治疗。第二种假说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可从心理上予以看待。大致说来,疾病被解释成一个心理事件,好让患者相信他们之所以患病,是因为他们(无意识地)想患病,而他们可以通过动员自己的意志力量来治病;他们可以选择不死于疾病。这两种假说互为补充。第一种假说似乎在消除内疚感,而第二种假说却又恢复了内疚感。有关疾病的诸种心理学理论全都成了一种把责任置于患者身上的有力手段。患者被告知是他们自己在不经意间造成了自己的疾病,这样好让他们感到自己活该得病。
说来还是可怜的人类试图向一切问题要答案,特别是死亡这样的大哉问面前。
“尺”在根本上是一种模数(基本长度单元),在匠人的设计与加工中,出于操作便利,一定会使用整数化的尺寸数值作为构件与某些整体关系的基本尺度。为了确认圆月桥营造中的用尺长度,我首先校核了结构中最重要的构件单元——构成编木拱的方木。我对每根方木均在不同位置多次取点,测量其截面边长,各个方木数据差异微小,总体分布约在14.7~15.2厘米之间。其中15.15厘米是一个多次出现的尺度。这个尺寸在公制与英制中都非整数。但在和制中正合一尺之半——五寸之数。整寸边长的方梁在日本桥梁建设中亦为常用,例如“日本三奇桥”之猿桥使用的“六寸方”。由此可知,河合在营造中使用了传统日式木工尺。
> 少年的毛泽东接触《通鉴》是受私塾老师毛麓钟的影响,毛泽东称他为二伯,最初点读的是《纲鉴易知录》,时间在1910年,尔后的数十年戎马生涯中,毛泽东未尝忘却此书,反倒是越读越勤,“自幼到老,嗜之不厌”。据说,他先后看过《通鉴》有十七次之多,那可是三百多万字的巨著,加上胡三省的音注,共约六百多万字,其对《通鉴》的痴迷可见一般。1954年冬,毛泽东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晚年的毛泽东不无惋惜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可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有时间了。”
毛泽东戏言《左传》是小的“相砍书”,《通鉴》是大的相砍书。
引自《通鉴》札记(46):政治家与《资治通鉴》,https://news.ifeng.com/history/4/lianzai/tjzj/201001/0125_7364_1524895.shtml
> 自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一出,至元、明两朝,罕有习《通鉴》者。但明朝的张居正是个异数,他不但自己喜欢《通鉴》,还亲自给年幼的神宗皇帝讲《通鉴》,(……)
引自《通鉴》札记(46):政治家与《资治通鉴》,https://news.ifeng.com/history/4/lianzai/tjzj/201001/0125_7364_1524895.shtml
> 张居正对神宗的课业抓得相当紧,规定一旬之中三天听政,七天讲读。每次日讲分三堂课,第一堂讲授四书五经,第二堂讲书法,书法练得差不多时就不让练了,张居正担心如宋徽宗似的,“瘦金体”是成功了,代价却是国破家亡。第三堂讲《贞观正要》、《资治通鉴》等历史课,借鉴前代的兴亡得失。张居正也考虑到日久天长,小孩会对枯躁的史书生厌,于是命人编制了两册图文并茂的书——《历代帝鉴图说》,收录历代君主“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共118个历史故事。这一讲就是十年,从十岁的神宗到二十岁的神宗,皆在张居正的阴影之下。可能是张居正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才引起了神宗的逆反。小皇帝即使是读错一个字,张居正也会厉声加以纠正,小皇帝是“悚然而惊”,其他大臣都看不下去。一次张居正撞见神宗与一群太监舞枪弄棒的疯玩,于是严加斥责,令其下诏罪己,并严惩引诱神宗犯错的太监。《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神宗即万历皇帝。
引自《通鉴》札记(46):政治家与《资治通鉴》,https://news.ifeng.com/history/4/lianzai/tjzj/201001/0125_7364_1524895.shtml
然而,代数学已经变得越发深奥,而且原相上同调等主题对于非数学专业的读者来说很难理解,我认为甚至是数学专业的人也不一定能够理解,除非他的专业就是这个领域 。
巴里·马祖尔(1937— )教授是一位经验丰富、文笔流畅的数学科普作家,他在 2004 年 11 月的《美国数学学会通告》上向非代数专业读者解释了“原相”(motive)这个概念。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已经尽可能地好了。他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一个连通的有限单纯复形 X 的代数拓扑信息能被其一维上同调刻画到什么程度?”
难怪有些数学家会在战时被当成间谍抓起来。
从 1820 年开始,阿贝尔就着手研究一般五次方程,并且已经证明了不可解定理。1824 年,他自己出钱印刷发表了这个证明。为了节省开支,他把这个证明压缩到只有 6 页纸,因此牺牲了证明过程中的连贯性。尽管如此,他坚信这 6 页纸能为他敲开欧洲最伟大的那些数学家的大门。
西方的同行评议制度早就很成熟了,不知道国内以前的科学发现是怎么流传的,很多时候好像只是敝帚自珍。
笛卡儿最重要的贡献大概是他给我们带来了现代字母符号体系。在该体系中,字母表开头的几个小写字母表示已知数,字母表末尾的几个小写字母表示未知数。在阿特·约翰逊的著作《古典数学》(Classic Math)中,有关于此的一个故事。
常常使用字母 x 来表示未知量源于一件有趣的事。在印刷《几何学》的过程中,排版人员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在给文本排版时,排版人员发现字母表的最后几个字母不够用了。他询问笛卡儿,在书中的诸多方程中,使用字母 x、y 还是 y 是否很重要。笛卡儿回答说,用这三个字母中的任何一个字母表示未知量都没有区别。于是排版人员就选择用 x 表示大多数未知量,因为字母 y 和 z 在法语中的使用频率高于 x。
邦贝利处理负数和复数的方法更成熟。他根据外观判断负数,比丢番图更清楚地重述了符号法则:
più via più fa più
meno via più fa meno
più via meno fa meno
meno via meno fa più
在这里,“più”的意思是“正”,“meno”的意思是“负”,“via”的意思是“乘”,“fa”的意思是“得到”。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正正得正,负正得负,正负得负,负负得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