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一部历史 #押解，到达，挑选

当囚犯到达时，如果天还不黑，如果他们没有生病，如果他们有兴趣抬头观望，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劳改营的大门。通常，大门上方悬挂着标语。在科雷马某个营站的入口处，“高悬的胶合板拱形门楼上面写着一句口号：‘劳动在苏联是一件正当、光荣、勇敢并且富有英雄主义的事情！’”。芭芭拉·阿莫纳斯来到伊尔库茨克郊区的一个劳动定居点，迎接她的是这样一条标语：“只有通过劳动我才能够报答祖国的恩情。”一九三三年来到当时已经成为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的索洛韦茨基时，另一名囚犯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我们将用铁拳带领人类走向幸福！”十四岁被捕的尤里·奇尔科夫也在索洛韦茨基看到一块写着“通过劳动——获得自由！”的牌子，这句口号令人不安地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方的那条标语——“劳动使你自由”（Arbeit Macht Frei）—— 意思相近，它可能对后者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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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怨声载道，但是押解制度几乎一直没有变化。命令发出，不满产生。然而，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当一队囚犯抵达远东地区的共青城车站时，就连古拉格系统的助理检察官也认为他们的情况糟透了。他对一列由五十一节车厢组成的“CК590特别列车”的命运所作的官方描述肯定是站在低于一般标准的立场上，甚至还停留在古拉格押解制度一如既往的噩梦般的水平上：
囚犯坐在冰冷的车厢里到达，没有为所押送的囚犯准备取暖设施。每节车厢有十至十二个铺位，铺位上可以安排十八个人，但是，每节车厢的囚犯多达四十八人。车厢没有足够的水罐供应饮水，结果出现断水的情况，有时断水几天几夜。发给囚犯的是冻得硬梆梆的面包，他们连续十天得不到任何食物。囚犯到达时还穿着夏天的囚衣，肮脏不堪而且爬满虱子，他们显然都冻伤了……生病的囚犯被推到车厢的地板上，得不到药物和治疗，结果随时就地死去。尸体长时间留在车厢里……

在“CК590特别列车”所押送的一千四百零二名囚犯中，一千二百九十一人到达：五十三人死于途中，六十六人沿途下车留医治疗。到达时，又有三百三十五人因三度或四度冻伤、肺炎以及其他疾病住进医院。这一队囚犯在路上大概走了六十天，其中二十四天“因计划不当”停在路边不能前进。然而，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负责这趟特别列车的哈巴罗夫同志除了受到一次“警告性训斥”之外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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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为轮船所运载的“人”这种货物作其他考虑，在第一段航程，不许他们走上甲板，因为此时轮船的航线靠近日本海岸。在这几天时间里，船舱通往甲板的舱口紧紧关闭，唯恐偏离航线的日本渔船看见什么。有人认为，实际上，正是因为对这些押解囚犯的航行所采取的如此严格的保密措施才导致了以下事件的发生：一九三九年，当载有一千五百名乘客——主要是返回大陆的囚犯——的远北建设轮船“因迪吉尔卡河”号在日本北海道沿海触礁时，船员做出了宁愿让大部分乘客淹死也不呼救的选择。情况应该是，船上没有救生设备，而且船员不想暴露他们这条“货船”的真面目，因此没有向所在海域的其他船只求助，尽管许多船只可以提供帮助。一些日本渔民自动赶来援救“因迪吉尔卡河”号，但是无功而返：一千多人在这场海难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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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次经历这种磨难的人来说，押解具有象征意义。逮捕和审讯是进入古拉格系统的见面礼，而乘坐火车穿越俄罗斯则象征着囚犯在地理上与自己过去的生活断绝了关系，同时象征着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坐在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驶向东部和北部的火车上，囚犯难免心潮澎湃。那位没能恢复其美国护照的美国人托马斯·斯戈维奥回忆了他所乘坐的火车启程开往科雷马时所发生的事情：“六月二十四日晚上，我们的火车驶离莫斯科，开始了前往东方的一个月旅程。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刻。七十个人……放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