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_第6卷
第八章 大不列颠作为世界强国出现

但是，最好的文明应当是缺点最少的。继革命之后而来的是一个信仰自由的政权，它实际上远远超过1689年条例所规定的限制，这应当成为英国在同路易十四无信仰自由的法国斗争中一支无形的力量。在总数约为25万不信奉国教的人口中，只有约1.4万人在议会选举中有投票权。有许多人，特别是长老会派教徒，有时也愿意通过按国教会仪式接受圣餐以取得在机关团体任职的资格；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辉格党的上院议员们直到1711年才停止阻挠通过镇压“偶尔服从者”的法令。对任何情况下的新教说教而言，1662年的《信仰划一法》在绝大多数时间和场合都形同虚设。教友派的合法地位这一特别敏感的问题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他们中的较贫苦者因未缴纳什一税和国教会税而被扣押财产，尤其是实物财产，这对他们仍然可能是灾难性的，但扣押不像1688年以前那样经常了。1696年以后，被扣财物价值在10英镑以下者，可以向地方法院告发，而不必找有关税收的民事法庭和教会法庭，这些法庭收费如此之高，无异于迫使许多教友派教徒放弃他们反对什一税的声明。1696年的《确认法会》用确认取代了绝大部分仍然要求于他们的誓言，这个法令的通过，甚至应当更多地归功于威廉国王个人的干预，而不是已经过早发展的5万教友派教徒的政治组织。罗马天主教牧师也经常冒被罚款和被关押的风险，而世俗人现在更多的是困扰于无公民资格，而不是直接的迫害。僧侣举行天主教徒结婚仪式尽管可能受到重罚，但当事人双方仍然合法地结婚，其继承人可以继承财产，虽然有某些技术性的困难。它证明强行实施匆忙起草的、旨在摧毁他们作为地主的身份的1700年法令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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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大不列颠作为世界强国出现

如同自由领有农是乡村的基本单位一样，“脱离”自己行会的工匠则是自治城镇的基本单位。在当时，出于费用的考虑，许多工匠和学徒都不重视办理他们的“脱离手续”，从而行会本身越来越成了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样的慈善机构。工业的日益专业化使他们已没有可能控制他们的行会。不过，学徒制仍然有两点可取之处。第一，它保护工人中的一个阶层不受剥削，如同将老的“正规管理”的工业部门和像运煤那样新的“无正规管理”的行业以及雇用廉价女工的工业部门的条件进行对比时所能见到的那样。第二，学徒制能保证维持严格的工艺标准，这不仅在新老纺织业中、而且在银品制造业、制皮业和机械器件如钟表的制造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制品的声誉极高，以致有许多外国的仿制品。在这方面和其他一些方面，英国的工艺技术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英国人还以他们的发明创造才能著称。这是由于战争年代物资缺乏促成的。在人们从前使用进口材料，比如布雷顿的粗帆布的地方，在战时不得不“凑合”使用本地产的原材料；与此同时，战争还鼓励发明家们去设计像原始的“坦克”和登陆装置这样一些装备。更普遍的是，胡格诺教派熟练工艺和资金的传入，和1689年《容忍法》对不信奉国教者的地位以更大的安全保障也鼓励了进取精神。不信奉国教者，由于仍然被排除在大学、中学和各种职业之外，只能从工商业中去寻找出路，正如同教友派教徒长于制造金属器具、刃具和农具一样。这样一来，在熟练行业中英国拥有一大批身怀多种技艺的人才，他们以自己产品的品类齐全而自豪。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为什么英国出口贸易发展得如此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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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九年战争，1688—1697年

一系列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欧洲也是崭新的宪法和行政方面的改变，为英国陆军和海军系统的所有这些改进奠定了基础。这些改变均由国王在议会提出倡议并加以控制，议会每年开会，拨款、审计和将领对国王所负的责任都在议会里作出决定。无数次议会辩论和委员会会议，终于使全国在反复摸索中发现，一个包含反对派在内的议会十分有助于增强其对敌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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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英国革命

绝对君主制和君权神授说各有自己独立的、但又互相有联系的理论，这些理论只是最近才臻于完善。在法国，鉴于早年的纷争和路易十四出色的专制政治，绝对专制主义得到广泛采纳。詹姆士一世把君权神授原则连同其不可侵犯性引进英国。它的主要鼓吹者多数人是牧师，但是一到革命前夕，罗伯特·菲尔默爵士就成了它的主要辩护人。在内战前不久，他撰写了自己的主要作品《父权制》。为了鼓励查理二世的支持者反对辉格党人，这部书于1680年首次出版。君权神授说到1683年发展到顶峰，当时牛津大学郑重其事地焚烧了一批宣传同君权神授说不一致或相抵触的原则的书籍。还是有很多反对这种理论的。它的一个主要的自然结论，即由一些牧师所谆谆教诲、为多数牧师所接受的消极顺从说（就是说，因拒绝服从同上帝的旨意相悖的国王的命令而痛苦地忍受惩罚），遭到绝大多数世俗人士的反对，对精力充沛和有事业心的人来说，不抵抗主义简直是荒谬的。他们是立宪主义者，甚至即令他们对君权神授说作某些让步，他们也坚持认为，国王是受国家法律约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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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英国革命

为了保住已赢得的成果，英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府，一个新教政府，一个能够抗击法国的政府。虽然人们关心的首先是政治、宗教和经济问题，而不是宪法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太抽象了，但代表会议的首要任务却是解决詹姆士强加给国家的宪法问题。从理论上说，现存宪法能够提供一个需要的政府，但由此也带来了解决问题的极大保守性质。急迫的问题是要把执行权交给可信赖的人，并确信此公是可信赖的。政府面临着四种方案。第一，有条件地让詹姆士再回来。拥护这一方案的人不多，而且詹姆士本人的声明不久就表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第二，詹姆士和他的直接继承人可以保留王位，但他们将被当作婴儿或疯子看待，执行权交给摄政者行使。这个方案对君主制作为一种制度损害最小，也省得再宣誓效忠了，詹姆士的许多臣民对他都已宣过誓。由此，这一方案对上院议员和牧师也有吸引力，上院议员中许多人过去曾同詹姆士配合默契。但是，不管詹姆士有多少谬误，他毕竟不是疯子。只要他还被认为是一个合法的国王，不管他有多少实权，他的多数臣民都不会去向一个摄政者效忠。特别是，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将不受法律保护，因为只有国王的拥护者才能被免除叛逆罪的惩罚。第三，就是把詹姆士出逃看成是国王逊位，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长女奥伦治公主将按顺序自动继承王位，新诞生的小王子的王位要求可以搁置在一边，理由则是充分得很。丹比支持这个方案，但是玛丽和威廉都不赞成。第四，由于詹姆士出逃，可以认为他已解散政府，这样，代表会议可以按照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去行使执行权，并制定维护和行使这一权力的规则。这是代表会议的职责所在。这个方案尽管还比较粗略，未经过深思熟虑，但非常符合詹姆士所造成的形势。下议院绝大多数议员都支持这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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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英国革命

12月19日那天夜里，在谈判条件的报告送交给詹姆士之前，他已经把王后和儿子送到巴黎避难，并答应她本人于24小时之内也赶来。詹姆士写了一封告别信，他的总司令费弗沙姆伯爵根据这封信遣散了此刻仍留在他身边的军队。12月21日一早，他烧掉为原答应召开的议会准备的有关文件之后，带着国玺离开了白厅。出于极愚蠢的逻辑推理，他把国玺扔进了泰晤士河。没有盖有国印的命令批准，议会就不能合法召集；而没有他詹姆士国王的批准，也不能刻制新的国印。此刻，没有他，他的敌手什么事都干不了。

就这样，国家没有政府了。詹姆士最亲近的天主教和新教的宠信们都逃走了。报刊舆论立即活跃起来。整个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抨击性小册子一直是秘密出版的，现在，在12月21—25日间就创办了4种报纸。有两天晚上出现了反对天主教徒的骚动。12月21日，留在伦敦的贵族们在市政厅开会，第二天又在白厅集会，选举哈利法克斯为他们的主席；再后一天，秩序完全恢复了。与此同时，詹姆士于12月21日在费弗沙姆附近的海面上被抓获，26日他返回伦敦，受到平民大众的友好接待。经过这几天的焦急不安之后，解决问题的途径好像是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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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英国革命

路易十四在他同西班牙、联合省、皇帝以及德意志诸侯的冲突中，还必须把英国也作为它们之中一个可能的因素来考虑。他同查理二世的关系从公开的敌视到歃血为盟，无所不包。一般来说，查理慷慨大度，坚守中立。但这只是国王的方针。随着国王统治岁月的延伸，英国公众舆论却愈来愈反对法国。这两种不同的态度是和国王与议会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是宪法上的分歧，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老问题。詹姆士二世即位又给英国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论题，争论使双方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意见相左，针尖对麦芒——即一个罗马天主教国王和一个新教国家之间水火不容的观点。宗教信徒们把宪法争论推进到只能靠武力或是靠卑躬屈膝方能解决问题的地步。争论的结果绝不仅仅对英国是决定性的。因此，解决这场争论，不仅为大陆各国政府所特别关注，而且他们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其事。由此所得到的，比王位从一个王子传给另一个王子，比欧洲列强一次决定性的重新组合，比大不列颠作为世界政治中一个主要大国出现，或是比欧洲文化一次新的两极分化，都要大得多。解决这场争论，是有效能的立宪政府和下述总原则的永远确立：政府是作为被统治者而存在的[这句的翻译真的有点离谱了，“作为”明显应为“为了”，原文为 government exists for the gov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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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欧洲的国际关系

从表面上看，各邦的等级已在他们的国外代表周围的礼仪上、在皇家称号上反映出来。实际上，每个邦都建立了自己接待外国使节的礼仪；作为外交礼仪指南而编写的巨著，加上档案中为此而交换的大捆的信件，说明这方面完全陷于无政府状态。

一般来说，礼仪在17世纪对有效外交所起的妨碍作用与20世纪的宣传几乎一样严重。两国可能同意彼此谈判的方式，但是召开一个有多国参加的和平会议本身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调解国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通信站，各方可通过通信站彼此联系。议程是如此的拖拉，以致大会只能在它对真正的谈判起到掩护作用或在别处达成的协议让双方到此登记后才能产生结果。因此，《里斯威克和约》的基础是在1694—1696年路易的使者卡利埃尔和第克维尔特及博雷尔之间秘密会谈后奠定的，这些人受到威廉三世和海因修斯的信任。后来我们在里斯威克各全权大臣中遇到卡利埃尔和第克维尔特。在那里，一旦出现困难，会议便记下时间，同时在西班牙属荷兰在波特兰与布菲勒之间的五次私下会议上消除了这些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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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欧洲的国际关系

统治王室间的亲属关系，在维持欧洲社会上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特别是在宗教上的联系开始削弱以后。……作为短暂君主的教皇，在这方面处于一种微妙地位：他可以用提升各王朝资历较低成员为红衣主教来改善处境……像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共和国以及像汉堡这样的自由城市也因脱离与君主的亲戚关系而处于不利地位。在荷兰共和国，这一缺陷则为奥兰治—拿骚王室所抵消。当然，大多数反叛政府都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挣扎。

……王朝之间的联系确实没有防止战争，尽管这种联系对战争目标确实产生了某些影响。无论一位君主采取什么阴谋来伤害其亲戚，无论他在战争中多么不礼貌地将其亲戚从他的土地上赶走，他也从未想将其全面毁灭及破坏其国家。战争结束后，多半是肇事者本人或其合法继承人垂头丧气地仍须到场谋求和平。……即使在战争中，各统治家族仍彼此通知出生、婚嫁和死亡，而且在他们之间有祝贺和吊唁的信息往返。在王位继承战争中凡尔赛向一位奥地利女大公致哀一事无人觉得奇怪。这些礼貌表现并未减轻战争的严重性，但却有助于保持联系渠道的畅通并在战事停止后立即恢复正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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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欧洲的国际关系

1688—1721年间欧洲政治结构上大多数变化都是由5次战争引起的，即九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683—1699年与1714—1718年两次土耳其战争、大北方战争。这些战争一直未合并成一场欧洲冲突，表明欧洲是由三方面组成的：西欧、北欧、东南欧。当然，在这些地区之间没有严格的分隔。有些国家属于两个或更多地区，如汉诺威和勃兰登堡属于西欧和北欧，哈布斯堡君主国和威尼斯属于西欧和东南欧，俄国和波兰则属于北欧和东南欧。位于一个地区的一些国家卷入另一地区事务中的现象是常见的，几乎经常是为了调整地区内力量的平衡或防止认为是有害的改革……然而召集另一地区的兵力来积极推翻其他地区的现有制度或打开离本国很近的军事僵局都常常遭到失败。法国势力在瑞典和勃兰登堡、波兰和土耳其的衰退，结果导致17世纪80年代传统的“东部屏障”的崩溃，确实有助于加剧欧洲分为三个部分。在九年战争中，路易十四再也不能号召其北方盟国与之并肩作战，而威廉三世也不能从他们那里获得几支辅助部队。1700年，威廉在路易的勉强帮助下能在瑞典和丹麦之间达成维持现状的和解，但他们的共同努力在劝诱北方王国政府保证那年第二次西班牙分割条约时却无能为力。在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人有意把北方战争尽量向西引入帝国；相反，他们的敌人却力求把战争分隔开来，从而强调了当时欧洲的划分。虽然提一下查理十二世在1706—1707年的关键时刻对他们进行帮助是公道的，但在这方面，起码直到1710年他们是成功的。关于土耳其我们能查出同样的事态。同盟外交在使土耳其不干预王位继承战争上起了作用，当时路易应当在帮助拉科齐的追随者反对匈牙利皇帝上感到满足。无论1688—1714年间发生的事真实到什么程度，后来欧洲分裂成三部分也是难以质疑的。欧洲各国首都包括君士坦丁堡都逐渐成立了不可分割的单一政治结构。法国力量上的优势，中欧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巩固以及英国和俄国的出现都导致大陆上强弱力量的分布。原来只有一个力量上占优势的国家，现在则有5个一级强国：大不列颠、法国、西班牙、哈布斯堡君主国、俄国。萨伏依和普鲁士正在兴起。荷兰共和国衰落下去了，威尼斯衰落得更加明显，瑞典的颓势也很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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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宗教和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对宗教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引起的问题可以作出直截了当的答复，也不能拒绝同情像笛福和耶稣会的禁酒主义者那样做得太近乎极端的人。费奈隆在凡尔赛遭到了失败，而伦敦的商人也未必会紧跟巴克斯特。一般的基督徒口头上赞颂圣人而向僧侣统治集团稍下层的僧侣去寻求指导，因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妥协办法，包括必需的和不合理的。这就是我们研究宗教史和教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内容。为艰辛困扰而不能自拔的斯威夫特以受虐狂者的嘲弄态度概括地观察了他当代的全部妥协办法。他说，他是在捍卫“名义上的”基督教，而不是在捍卫“真正的”基督教，这种宗教在远古时代（假如我们能相信那些时代的作者们的话）曾对人们的信仰和行动有某种影响，而如今，一段时间以来，它已被“公认应该完全抛弃”，因为它与我们目前的财富和权力结构完全不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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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宗教和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当时有两种截然对抗的思想状况，一种是坚定不移的资产阶级式的，另一种是敏感的贵族式的……从神学的角度来讲，他们争论的实质在于当某个人在一件出于纯粹的爱心而做的事情中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时，是否能自觉地把自己的永生幸福置之度外。对波舒哀来说，寂静主义用委婉的神秘主义语言宣布了一种日常可用的宗教，这是一种显然为贵族小圈子制定的，灵性、冷漠、无情的宗教，它威胁着基督教的道德观。30年前，波舒哀以大胆痛斥宫廷的罪恶而开始了他的伟大事业，而如今，道德比任何时候的处境更为危险。在伊西“大会”开会期间，他正在严厉谴责戏剧艺术，并将把诗歌，甚至欢笑都从基督教徒的生活中排除出去的那种可怕的见解写进他个人的手稿中去。假如费奈隆本人的资格及其重新所作的解释被忽视的话，那么，单纯为爱上帝而行善，承认犯罪是羞辱的根源，以及自愿放弃可以得救的希望等教义，只不过是给使米哥埃尔·德·莫利诺斯成为意大利社会的风行一时的听忏悔的神甫的那种掺了香料的灵性的装饰品罢了。尽管没有站得住脚的证据，居荣夫人，这个使费奈隆受到鼓励的人物仍被指责为不道德。对一位习惯于管理和与有形的罪恶作斗争的高级教士来说，这位带着现实主义和幻觉，带着外表温顺的固执和貌似谦逊而自以为是的奇女子，是个表面虔诚实则使人讨厌的家伙，是一个给人以神秘的安慰来代替基督徒必守的明确教规的人。

……通过自我抛弃，他[费奈隆]那融入神性的泛神论式的渴望，就有可能升华成一种可与基督教神学和谐共存的形式。假如他可以对上帝允许人去犯罪受辱的不可思议的旨意表示崇拜，那也就不用害怕全能的上帝必须对罪恶负责了。同样，这些精神上枯竭的年代，也嘲弄了那种把证实内心的确信无疑也可看作上帝所赐并予以接受的观点。首先，费奈隆……也为认识到自爱渗透到人的一切行为（甚至最高尚的行为）之中而心神不安。……费奈隆用这种骗人的幼稚手法以及拐弯抹角和隐晦的论点来作辩解，而波舒哀担心的却是道德受到贬低，“欧洲的良心危机”中有关思想和伦理方面的内容遂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波舒哀的胜利就像他的许多次胜利一样，对天主教来说犹如一次失败。据说，唯一获利的是通过审理这一事件扩大了权力的教皇和那些外教人。他们幸灾乐祸地看到这种纯爱德学说竟然为大量不宽厚的作为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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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宗教和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与“自然的”宗教一起的还有“自然的”道德论，它产生于“理性”基督教。在这之前，沙夫茨伯里就说过，美德应该成为它自身的报偿，卡德沃思驳斥笛卡儿派、加尔文派和霍布斯派，驳斥所有那些声称“善与恶是上帝专断选择的结果而非事物本性所固有”的人们。这种原始的一神论假设，得到了宗教辩护士们的普遍接受，成为使人们一致赞同的一条纽带，这就使自然道德论得到了加强；耶稣会的宣传也起了同样的作用。在主要的教义问题上，耶稣会的神学家们很可能同意阿尔诺德的看法，认为宿命论是“原先预料到的好事”，就此而言，耶稣会与詹森派的争吵只不过是一种言辞上的争执而已。但人们问到未受洗礼的婴儿是否应判为有罪，或者问到热爱正义的教外人是否就热爱上帝时，阿尔诺德作了精确的回答，他说：“让人的理性去判断吧。”与此相比较，耶稣会赞扬他们熟知的“高尚的野蛮人”这一虚构作品在詹森派攻击他们的传教方法、攻击殖民地当局和出售白兰地酒的皮毛商人的残酷无情时保护了耶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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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宗教和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1705年，在路易[十四]的压力之下，克雷芒十一世颁布了Vincam Domcni法令，禁止人们接受宗教仪式时在思想上有所保留。罗亚尔港有几名修女只答应在不贬低克雷芒九世所颁布的《教会和约》的条件下接受上述法令。圣伯夫说，22位自称为谦卑的年迈的女士竟然拒绝一项已被教士大会和神学院所接受的，在国会注过册，并由主教们公布的国王法令，那是荒谬的。他又说，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引起我们同情和尊敬的一个事例……

詹森派正在准备一出新戏，戏中会出现一位不同的戏剧性人物，并洋溢出不同的气氛。1713年9月24日，罗马的使者带着《克雷芒通谕》来到法国宫廷。该法令宣判，很久前帕斯奎·奎斯内尔在一本虔诚的手册中所写的101条提议是有罪的。这位被流放的老人和他那篇出过5版的论文为何成了论战的中心，原因不十分清楚。对此，最好的解释可能是，整个事情起源于要使诺阿耶红衣主教丧失名誉的一种策略。他是巴黎的大主教，与耶稣会有纠葛。这一策略失去了控制，以致使手段本身变成了目的。诺阿耶同他那位善于处世和玩世不恭的前任阿尔莱不同，他不是一名趋炎附势之徒，而是一位面对一场复杂得使他深为困惑的争论始终摇摆不定的老实人。1695年他担任夏隆主教时，公开同意了奎斯内尔最新版本的《道德的思考》；他以大主教的名义否定了詹森派阿贝·巴科教士（此人是圣西朗的侄子）的一部作品。一名狂妄的詹森派争论者不明智地指出，巴科的神学学说与奎斯内尔没有什么两样，以此来指责诺阿耶自相矛盾。耶稣会就乘机发动攻击，他们表面上指责奎斯内尔，而把矛头间接地指向大主教……

……这份被一代人所赞赏的甚至连耶稣会也使用过的、出于忠诚而写成的手册，竟然在没有作者到场为自己辩护的情况下，被只有一名成员能懂得文章所用文字的罗马红衣主教会议骂得一文不值。而宣布奎斯内尔建议的那份文件却充斥了对任何一条建议都毫不相关的控告。以上情况给了詹森派力量。他们要求，法令的内容必须讲清楚，这样好使准备接受它的人们明白他们接受的是什么。为了答复这一要求，苏瓦松的朗盖主教，一位最有能耐的正统论战家强调说，教皇就像牧羊人一样，他没有必要向他的羊群作解释，假如他发现在某块地里有毒草，他只需把毒草扔到别处去就行了。简言之，教廷的权力正处于危急的关头，这就要感谢路易十四和他王位的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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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宗教和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在詹姆士二世对普遍遵循的（虽不甚明确）管辖教民的教义强迫进行修改之前，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遵循罗马《圣经·新约》“致罗马使徒书”中那句名言：“权力由上帝赐予。”人们承认，一切形式的政府都可以是合法的，但其君主却要受上帝的裁判。不过，这些条件往往只是理论上的。……“这就是你们英国教会的忠诚吗？”詹姆士二世对马格达林学院的成员们所讲的这句著名的冲动之言实际上没有多少道理。“不反抗”并不排除“不合作”；主教们说，他们要人们“服从，在不能服从的时候要忍受痛苦”。“不反抗”也许仅仅是一名基督教徒对待任何一个既定政府所承担的一种并非出于真心的义务罢了。

……不同集团的教士们，采用不同的准则各自进行自我辩护，萨谢弗雷尔和上层教士们喜欢用虚构的詹姆士二世退位的传说；斯蒂林菲里特认为违反公众利益的效忠誓言没有约束力；劳埃德则跟随霍布斯拒绝服从不再能保护他们的君主；伯内特与康普顿（他穿着浅黄色皮上衣和长筒靴，带着佩剑和手枪为新教的事业呼吁）站在英国法律的立场上，认为最高权力不属于国王个人而属于国王和议会，法律保证国民的宗教，把它视为国民财产的一部分。英国教士们不需要朱里厄论点的全部理论，即政府是由于人类的原罪而产生的，它必须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而这种契约永远也不能把对宗教应尽的义务牺牲掉，而最高权力则属于全体人民。然而朱里厄的抽象概念和对神权理论的修改，这两者归根结底只不过是用复杂的方法去求助于简单的常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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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欧文化的变迁
2.音乐，1661—1752年

一个时代最伟大的作曲家，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竟然始终坚持独立于音乐的主流之外，唯一能解释这种现象的理由只能是他有意拒绝适应他那个时代的模式。如果约翰·瑟巴斯钦·巴赫（1685—1750年）愿意，他是可以写出一直是他的拿手好戏的法国和英国组曲，并用管弦乐组曲和《兄弟分别随想曲》来迎合世人兴趣的。……创作风琴曲是巴赫的拿手好戏。但实际上他并不想写出很多这样的作品。他生前完全没有想做任何有损欧洲乐坛的事。他住在一个边远地区，从未写过歌剧。他的同胞们认为他的作品风格古老，篇幅过长。著名的48个前奏曲和赋格直到19世纪才出版。创作圣乐和高雅的赋格曲是需要忍受暂时默默无闻，以求流芳百世的精神的。

……

《赋格曲艺术》（1752年）一书中已经有了关于20世纪弦乐四重奏和其他合奏的乐队安排。我们猜想作曲家本人曾用风琴弹奏过赋格曲。但在1752—1756年间，这本书只售出了30册，足以说明18世纪人们的兴趣！为了弥补印刷费用，巴赫之子C.P.E.巴赫在1758年不得不将该书的印制铜版当普通金属拍卖。巴赫的代表作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在当时是禁书。这是他创作生涯结束时的作品，它既不是属于他所处的时代的作品，也不适合任何时期轻狂、性急或爱挑剔的人们的兴趣。这使我们想起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分，有些段落虽不如其他段落感人，但写得出色的段落只要人们一读起来连神也会受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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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欧文化的变迁
2.音乐，1661—1752年

路易十四时期，艺术仍依赖于赞助，但这种制度亦有它的弊端。世俗贵族和高级僧侣分摊着义务，因此艺术趣味也受他们的控制。当时流行的是既可供观赏也有节奏感的歌咏和舞蹈。路易十四喜欢的芭蕾舞蹈和豪华场面很快成了一股国际热潮。固然，奏鸣曲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也正在挤占一席之地，甚至在某些范围当中还相当时髦。但对一般的观众来说，奏鸣曲不过是令人乏味、用以代替独奏或合奏的乐器发出的“乱糟糟的声音”。丰特奈尔曾不耐烦地大声疾呼：“奏鸣曲，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这也表达了广大听众的态度。德国的交响乐到18世纪末才在巴黎和欧洲获得了成功。

交响乐的成功主要体现在大众音乐会上。事实上，从17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80年代之间，交响乐这个新的娱乐形式逐步兴盛起来，使音乐创作和欣赏的许多方面焕然一新。英国是第一个举办大众音乐会的国家。……人们常说，参加这些音乐会演奏的人来自中产阶级，而不是贵族……尽管大部分的听众仍然是贵族，音乐会不只是被邀请的人能参加，所有购买门票的人都可参加，这样的音乐会是近代音乐会生活的先声。很多这样的音乐会是在大城市举办的，还有一些是在大学城举办的……无论在牛津还是在伦敦，汉德尔的作品总是占据突出地位。但一个著名作曲家的威信并不足以对英国音乐会产生像巴黎“圣乐会”那样深远的影响。“圣乐会”音乐季始于1725年，一直延续到1791年。举办音乐季的目的是为了缓和四旬斋节期间枯燥无味的气氛，因为斋旬期剧院是不能上演歌剧的。实际上，18世纪中叶的许多所谓音乐会如同汉德尔的清唱剧一样，大体就是歌剧的替身。因此，第一批大众音乐会尽管尚未达到与贵族习惯和趣味决裂的程度（美国和法国革命才预示这种决裂），我们必须把它们看作已经具备新听众和新节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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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欧文化的变迁
1.思想与文学的发展趋势

对范围越来越宽的史实的重视的初步结果是令人很不满意的。用批判的理性标准来衡量，事实不仅常常似乎要毁灭现有的历史信念，而且因为事实本身的相互矛盾使任何一种历史信念看上去都是危险的。怀疑论似乎成了研究过去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培尔颇有影响的著作《历史与批判词典》（1697年，第2版，1702年）最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态度。培尔的本意只是想在这本书里纠正早些时候莫雷利的一本历史词典中的错误，但他系统地披露了欺骗、轻信和谬误。过去，人们信以为真地把欺骗、轻信、谬误视为构成人类知识的要素。为了纠正莫雷利的错误，他运用了与之相对立的研究方法，又对历史事实进行了一番分析，这样便确立了评介这些史料的正确标准。然而，这样一来，他以为站得住脚，范围极小的历史事实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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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欧文化的变迁
1.思想与文学的发展趋势

在理性主义时代，尊重古典主义文学本身被广泛地认为是符合理性的：因为从根本上讲，古典名著之所以有权威，其基础终归在于人们能从理性角度欣赏这些作品的精湛艺术。评论家的作用自然是从这些名著中去总结出普遍适用的、作家必须忠实地遵守的“规范”。因此，“理性”似乎是至高无上的，它促成了法国和英国文学作品清晰、协调、简朴的崭新风格。然而，理性在其他方面仍是个模糊的概念，常常无异于普通常识。在美学问题中，普通常识又不过是普通的偏见。这样，仅仅当代趣味就成为普遍通用的标准，由于趣味“符合理性”，它也就成了必须遵守的东西了。比如，对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采取不作历史分析和不运用想象的态度，现代人就很容易认为他们的作品粗糙、没有计划，处处是荒诞不经的情节，特别是那些出现神灵干涉人事的地方。

#摘录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_第6卷
第二章 科学运动与科学思想的传播，1688—1751年

1687年以后绵延半个世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牛顿派和笛卡儿派就物理学和宇宙学展开的大辩论。这些问题最终归结为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但却在科学的每一个层次都引起了争论。牛顿和他那些拥护者为了压倒人们广泛承认的笛卡儿体系，不得不用令人信服的办法去证明：他们的力学对已知的事实作了高明得多的说明；而且还要证明：牛顿用于科学解释的方法和概念，总的来说比他们对手的那些方法和概念更加适合。在这些最终的、基本的问题上，争论最为激烈。因此在Journal des Sçavaus中一位未署名的评论家根据笛卡儿派的观点把科学看作一种演绎运算，他承认牛顿的结论来自他的假定，但却宣称：牛顿的这些假定是未经证明的——也就是说，不是从必要的前提推演出来的，因此它们像一道数学运算一样，“只能用做一篇关于纯力学论文的基础”，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则是一位更加卓越的批评家。他认为，牛顿关于太阳系各天体之间各种引力的假设，由于随之而来的种种正确结论而完全证明有理；他还认为，牛顿粉碎了笛卡儿对行星和彗星运行所作的解释，认为运行是巨大的物质旋涡，是以太阳为中心环流运转的…在惠更斯看来，牛顿已经讲清了太阳系运行的数学模式，但是现在还必须找到起作用的力学上的种种原因。

[补充一下 第一章 导言 中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段落：]
事实上，在科学思想中也充满着各种教条（有的还不是很古老的），使许多探索的方向错误，或使接受新的真理迟缓。这种教条主义的突出例子是笛卡儿的宇宙观仍然享有威望。笛卡儿的宇宙观是如此引人入胜的完备，以至于对牛顿的更为朴实的、对物质运动规律的数理说明，设置了一道由偏见构成的障碍，在法国尤其如此。牛顿的“吸引”原理比起笛卡儿的完完全全的宿命论体系（或由莱布尼兹修正了的体系）来，留有多得多的余地供自然世界中的万能之神作直接的干预。牛顿的原理初看似乎是向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倒退，因为它模糊了自然和超自然秩序之间的界限。正是这种为神学家所立即指斥的对“自然”的精神化，成为启蒙时代的特征。但是，在英国和荷兰之外，牛顿的学说在约1740年之前并没有取得胜利。10年之后，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站在实证主义方面反对根据猜测而作的总体阐释，附带地为科学提供了那个明晰的信念，使我们有理由称之为一个“运动”或者甚至称之为一次“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