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一部历史 #极端恐怖时期及其后果

极端恐怖那几年还在另外一个方面留下了它们的痕迹。古拉格再也不把囚犯统统看成值得救赎的人了。对表现好的囚犯实行的“提前释放”制度被取消。由于提前释放制度对劳改营的经济活动产生了危害，通过一次众所周知的对劳改营日常事务的直接干预，斯大林亲自将其废除。一九三八年，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斯大林问道，
我们不能想一些别的方式奖励他们的劳动吗？——奖章，或是这么一类东西。我们正在按照错误的方式办事，我们正在妨碍劳改营的工作。释放这些人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出于国家经济的考虑，这样做是个错误……我们总是释放最好的囚犯，留下的却是最差的。

一九三九年六月，一项内容大致如此的法令颁布了。几个月后，另一项法令还废除了“有条件提前释放”老弱病残者的制度。患病囚犯的数量将会因此而相应增加。这时，对勤劳囚犯的主要奖励只能是改善“生活用品供应和伙食”——还有斯大林认为会对囚犯产生巨大吸引力的奖章。一九四〇年，远北建设甚至已经开始颁发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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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将叶若夫撤职之后，接替他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拉夫连季·贝利亚几乎立即开始着手修改劳改营的规章制度，简化办事程序，一切均以使劳改营回归斯大林想要其处在的位置——苏联经济的中心——为目的。

贝利亚仍不认为劳改营系统本身天生就是非生产性和消耗性的。相反，他似乎认为劳改营系统的管理人员不称职。现在，他决心使劳改营成为苏联经济真正赢利的组成部分。这一次是要动真的。

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贝利亚并没有从劳改营大量释放蒙受不白之冤的囚犯（虽然内务人民委员部从监狱释放了一些）。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劳改营也没有变得更加人道。直到斯大林死亡为止，对待“敌人”的非人化态度长期充斥于看守和劳改营管理者的言谈话语中。对政治犯——实际是对所有囚犯——的虐待一如既往：一九三九年，在贝利亚的监督下，第一批几乎没有任何防辐射保护的囚犯开始在科雷马的铀矿干活儿。贝利亚仅仅改变了这个系统的一个方面：他指示劳改营的负责人，要让更多的囚犯活着，从而更有效地利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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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其官方用途之外，到一九三七年时，“人民的敌人”逐渐成为一句骂人的话。从索洛韦茨基时期开始，集中营的创办者和设计者就是根据囚犯不是人而是“劳动力”的概念建立起了这一体系：即使是在白海运河建设期间，马克西姆·高尔基也把富农描写成“几乎像牲畜一样”。不过到了这时，宣传机器甚至把“敌人”说成是连两条腿的牲口都不如的东西。从三十年代后期起，斯大林同样开始公开地把“人民的敌人”称为“害虫”、“污秽”和“垃圾”，有时或者简单地称之为必须连根除掉的“杂草”。

这样做的寓意显而易见：即使仍把他们当人看待，囚犯也不再被认为是正当的苏联公民。一名囚犯注意到，他们是“逐出政治生活的一类人，而且不许参加礼拜仪式和宗教庆典”。一九三七年以后，没有看守再用“同志”这个词称呼囚犯，囚犯则可能因为用其称呼看守而遭到毒打，他们必须称看守为“公民”。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照片决不会出现在劳改营或监狱里的墙壁上。三十年代中期相当普遍的一种景象——一列满载着囚犯的火车，车厢装饰着斯大林的肖像，飘扬的旗帜表明车厢里的人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不复再现。对五一劳动节的庆祝也是如此，曾在索洛韦茨基城堡举行的那些活动变得简直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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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关于劳改营的民间记忆中，一九三七年不只是作为极端恐怖的年份而被人们所铭记；它也是对那些教育改造罪犯的事迹所进行的宣传终于逐渐消停下来的一年，同时消停下来的还有致力于这一理想的虚张声势。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应当归因于与这场宣传关系最为密切的那些人的被捕和死亡。在公众心目中仍然与白海运河联系在一起的雅戈达被枪毙了。马克西姆·高尔基于一九三六年六月突然死亡。与高尔基合作编辑了《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的И.Л.阿韦尔巴赫——他后来又写了献给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从罪犯到劳动者》——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并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被捕。另外还有许多参与了高尔基的白海运河集体创作活动的作家也是同样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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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作为极端恐怖的年份为人们所铭记的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这两年并不是劳改营历史上戕害囚犯最严重的时期，也不是劳改营扩张到极限的标志：在下一个十年，囚犯的人数要多得多，接着，在一九五二年，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晚许多年，囚犯的人数达到顶点。尽管可以利用的统计资料并不完整，但是显而易见，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农村那场饥荒的高峰期和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进行得最激烈时，劳改营的死亡率更高。当时，关押在苦役营、监狱和战俘营里的囚犯总共大约四百万人。
……
不过，在古拉格的历史上，一九三七年的确标志着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因为就在这一年，苏联的劳改营暂时将自身从因疏于管理致人意外死亡的监狱转变成为名副其实的死亡营，在那里，囚犯被蓄意劳累致死，或者死于真正的谋杀，死亡的人数比过去多得多。尽管这种转变决非连续一贯的，尽管到一九三九年时劳改营故意致死的情况确实再次有所缓解——其后，死亡率将随着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时起时落——然而，在劳改营看守和囚犯的心理上，极端恐怖时期同样留下了它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