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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读者大约只知1957面有右派却不大知道他们怎么个“右”法。择其要而述之：
1. 党委治校抑或校委会(教授)治校(黄药眠)；
2. 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作风(章乃器)；
3. 民主党派参加协商应有名有实(罗隆基)；
4. 文教界共产党员负责人不称职(陈铭枢)；
5. 共产党以党代政，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黄绍竑)；党政不分，中央是根(杨玉清)；
6. 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李伯球)；党员特权造成党与非党之间的墙与沟(龙云、张云川)；
7. 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协制度需要改造(叶笃义)；
8. 三大主义(官僚、教条、宗派)限制新闻自由(张友鸾)；
9. 要求人生三大事：物质生活保障、精神的民主与自由(章伯钧)；
10. 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是政治设计院(章伯钧——这话最初是毛泽东讲的)；
11. 群众鸣放得越彻底，党的威信就越高，把鸣放重点放到基层去(王造时)；
12. 成立平反委员会(罗隆基——他作此语的出发点是怀疑现有的党政机构自我改善能力)；
13. 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大学学生)；
14. 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套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荣子正)；
15. 我们对当前经济科学的意见。这是陈振汉等六位经济学教授特地聚在一起认真讨论之后准备上呈的(陈振汉、徐毓楠等)；
16. 共产党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群众不敢信任共产党，因为他们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若你们再不争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路，总有那么一天了。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大家也不会卖国(葛佩琦——这就是后来被概括的“要杀共产党”额那段话的原版)；
17. 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定息不是剥削。(章乃器)；
18. 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储安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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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怜的是那一整批饱学深思之士。他们在过去苦难的年代极难得地受到了完备的现代教育，诚心诚意地拥护新政权，1950-1955年所闻所见本已使他们决心三缄其口，这时又可悲地被激发起来(毛多次下令和宣传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在给儿子的家信中，傅雷，这位纯洁的、理性的、一丝不苟的而且除了译好书之外绝对别无他图的翻译家热情洋溢地写道：“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既然他老人家说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傅雷决定“本着毛主席的精神，和风细雨，治病救人”，与党“完全善意地互相批评，改善关系，同心一致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历史已经证明这“善意”并不是相互的，翻译家文艺彬彬的建议无例外地被划入“猖狂进攻”一路。他熬过了“戴帽子”的50年代末，却没有胆子再熬揪头发打耳光的60年代中了。他与他贤惠的妻共同赴死，不为别的，只为尊严。
4月27日，正式指示发出，在全党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建国7年来第12场政治运动开始了。
党号召大家讲话，号召鸣放，号召大鸣大放，号召——用15天之后的语言——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一场大“阳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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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上街了。如果这里暂且不谈后来其他政治力量的介入从而对这一单纯的行为所加以利用的话——目前，对此在观点，甚至对当时的事实认定上还有很大争议——事情可能正如原英共党员、英《工人日报》记者、匈牙利事件的目睹者彼得·弗莱雅所说，在革命胜利了10年之后——
大多数匈牙利人是不要资本家或地主们回来的。但是今天，他们却理当地厌恶了那个贫穷、枯燥与恐怖的制度，厌恶了人家以共产主义名义送给他们的这个制度。此一情形的全部责任应该放在共产党领袖们的肩上，特别要让拉科西、法卡斯与吉罗来负，他们曾经答应给人以一个地上天国，而结果真正给人的却是一个与战前霍尔第海军上将法西斯专政同样压迫、同样值得非难的警察国家。工人们受剥削、威吓和欺骗。农民们也受剥削、威吓与欺骗。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提出一个为谁的问题，甚至于讨论政治问题时如果不用安全的、习见的、单调的废话来加以掩饰，就有为那无所不在的名警察抓去的危险。这一个糜费了巨额国币来维持的机构，其目的原来是保护人民，使资本主义不能复辟，而事实上，它却保护了少数寡头们的权力。为达此一目的，秘密警察应用了最惊人的方法，其中包括新闻检查、思想管制、监禁、酷刑与谋杀。其所以成为悲剧者，乃在于将如此这般的制度却说成为社会主义，说成为“人民民主”，说成为走向共产主义去的第一步。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承认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与革命积极性受到了破坏”，另一方面也最坚决地强调这两次事件的反革命性质：
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至在1956年10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
应该说，对这两方面，毛泽东的估计及预先采取的措置都远在他的欧洲同道之上。只看建国初，即史家所谓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直不曾停顿过的全国性争取：
1950年5月 共产党整风，整肃“打天下”的干部居功自傲，官僚主义与腐化堕落
10月 镇压反革命
1951年5月 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
11月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12月 三反 整肃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
1952年1月 五反 整肃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
1954年2月 揭发并制止了高、饶反党阴谋
10月 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梁思成的建筑思想，批判历史学家尚钺，改组《文艺报》
12月 批判胡适思想
1955年2月 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
下半年 肃清国家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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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托的《普拉演讲》中，他谴责的不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虽然他与这个“暴君”有过多次激烈的正面冲突。铁托认为对人的褒贬无论如何总是第二位的。赫鲁晓夫的最大不足之处是，把“整个事情当作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不是当作一个制度问题”。他认为现象“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而不是“由于斯大林老了，他开始有点愚蠢起来，犯了各种错误”。至于比较直接的根源，铁托指出的是：“官僚主义组织机构，领导方法与一长制，还有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与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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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这字眼，如果不考虑它的第一个含义，在中国近现代(可能也只在中国近现代)以来最风光的一次，要算是1978年了。那年，从春天到秋天，至少有2则关于帽子的文字，扰动了中国(恐怕还不只中国)上百万人的心，它们是：
《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统战部上报，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
《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年9月17日。
一年半之后，1980年5月8日，55万余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它们是在1957年夏天和以后的几个月里被陆续制作出并扣在别人头上的。如果不考虑其中一部分人已在1959-1964年间陆续获摘，到了1980年，真正以皮肉俱全的头顶享受到大自然的空气与阳光，并且还享受到那帽子压出的凹痕已不再被人视为种性标记的快乐的，只剩下10余万了。
帽子已不复存在，对当初“戴帽”这一动作的必要性仍有说项。也就是说，在经过了复查核实、推敲讨论、左右上下平衡之后，终于勾出一类“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人。从中央一级而言，他们是最后筛出的27名“上层爱国人士”中的5名；如果再加上地方上的90多名，占原戴帽者的0.00018，即不足万分之二，以此来支持“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了”这一论断。
这中央级的五名“不予改正”者是：
章伯钧，当年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罗隆基，当年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彭文应，法学家，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的哥伦比亚大学，继而返国在上海法学院等校任教，上海市民盟盟员。笔者至今也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彭先生这种没什么言论，也算不得“要角儿”的人也被排在不予改正之列。
储安平，当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
陈仁炳，当年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们当中，19世纪末出生的“章伯钧同志”的骨灰已于1982年深秋郑重地移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比他年轻3岁的“罗隆基同志”虽然逝于69岁，却在他90岁冥寿时享受到了一个由公家出面主办、且专为缅怀他一人而开的纪念会；“朴素谦和”的彭文应是带着帽子辞世的，那是1962年；陈仁炳目下居住在上海。
储安平呢？
据传在八十年代初的一次宣传口的会议上，乔木谈到新闻工作目下有点青黄不接。他问：为什么不能把有经验额老同志请出来当当顾问，比方说储安平先生？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有人递上一张纸条。乔木看过之后轻轻地“哦”了一声。
条子上写了什么，今天只能推断而无从查考。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另一段话，一段康生在1969年就说过的话：“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他突然消失了，在1966年深秋的一个黑夜。住在隔壁的一个妇人说她听见了厮打声与呼救声，但一个男人——想必是她的丈夫或兄弟——立刻向她喝道：“就你能！谁都听不见就你听得见？！”
他消失了。或许在第二天，他曾与他学农的女儿照过一面？那是她按照几天前他所在的九三学社的通知到机关去看他的时候。从北郊进城，她先回了一趟家——门虚掩着，爸爸不在，家里的东西已荡然无存，只在屋子中间的一把破椅子上，扔着一个破行李卷。她那时并不知道，这正是几天前由弟弟送到机关而为病弱的父亲自己扛回来的。满地撒的都是花手帕，那是她小时候一条条精心攒在盒子里的。她没敢在自己“家”多停留，一心想到机关去看爸爸。路过什刹海，她看见一部卡车，一群人围着，正把一具具从湖里捞上来的尸首往上扔…
他消失了，在他58岁的时候，距今已22年。
已经出版的各种辞书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载，要不是1980年的那份文件，今天的青年，哪怕是研究新闻与现代史的青年学者，都已经不大知道这个很有生气地活过一阵子的人了。不错，他是“大右派(不予改正)”，同时也是小说集《说谎集》、杂文集《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和特写集《新疆纪行》等书籍的著者。他曾在南京戏专、湖南国立师专、重庆及上海的复旦大学教过书，还主编过《中央日报》副刊、《观察》周刊和《光明日报》。对于统治了中国20年的国民党(截至1948年)和8年的共产党(截至1957年)，他分别下过两句评语：
前者是——“一场烂污”；
后者是——“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他倏地消失了，没有通电、宣言，也没有给生活在与他有关与无关的人群的世间留下只言片句。只有这两句话，带着一个读书人全部的失望与厌憎，泥巴一般地甩在历史的记录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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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康生的讲话：
“我们领导上的方针是，强调《四·三决定》的民主，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刻反驳，也不加以压制，于是这就热闹了，共产党是半条心的问题也出来了，那时反革命的两条心也出来了。……所以你们看一看，这个暴露阶段，暴露到什么程度！”
看到这里，读者一定觉得，十四年之后的“引蛇出洞”等等，简直没什么创造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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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称“王实味并不是什么值得多提的东西”，但他又严正指出：
我们和王实味在文艺问题上的一场分歧，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艺术应不应当为大众。这就是问题的中心。托洛茨基、王实味都不主张艺术为无产阶级大众与人民大众服务，都主张艺术是为抽象的人类服务，是表现抽象的人性的，而其实则是真真实实地为了剥削阶级与黑暗势力服务，他们根本不信任大众在文化艺术上的创造能力。对于大众，他们完全是贵族式的轻蔑的态度。他们把艺术和政治分离，实质上就是把艺术和大众分离了的缘故。
四十一年之后，当他终于认识到“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从而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提到人道主义与人性时，受到了与王实味相比虽然有些形似却轻得不能再轻的批评——无论从火力组织还是实际伤害程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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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9月以后，依旧是全国政协委员，工资也照发，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四年后(1957年)当另外55万名知识分子应党之邀，发表了一些批评意见而被戴上“右派”政治帽子的时候，他因为闭门思过，一言不发，而没有摊上。但是，他同毛泽东本人长达几十年的交往，也就此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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