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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世纪初开始，人们已将现代化等同于大规模城市工业，这渐渐让城乡人口分离。但是共产党掌权之前，刘大鹏的儿孙们能很容易地在城市找到工作。土改结束了这一情况。土改之后，所有的村民至少都有一部分土地，国家希望他们生产谷物和其他粮食。政府不允许他们进城，身份证上“农民”的成分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新的管理。国家补贴的农产品和其他特权被赋予注册为“工人”的人们，但是只有大规模、机械化的现代工业从业者才被看作工人。大煤矿继续运行，但是太原县大多数非机械化的浮矿纷纷倒闭。晋祠背后的山区展示了这样的画面：农耕可以继续，但是煤矿不能继续作业。如今，几乎全部的煤矿都已化为乌有。土改后，赤桥的造纸被批准，但是被称为“手工业”和“副业”，这些词语暗示了其原始性，并且被限定为对农业的补充。因此，像其他村民一样，造纸工也需要生产以及所需的粮食，为国家缴纳谷物税。赤桥曾长期吸引着外来移民从事造纸业，拥有比其土地可以供养的更多人口。土改在个人之间重新分配了土地，但是并非在村庄之间分配土地，因此百分之七十曾经造纸赚钱、买粮度日的村民，现在需要让村里有限的土地供养。当整个国家在“大跃进”后的灾荒中挣扎时，赤桥的境况尤其悲惨，很多村民饿死了，因此如今村民对19世纪70年代大饥荒的描述总是参考了1961年的饥荒。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一直被用作厕纸的手工粗纸被视为不卫生，因此造纸业也被放弃了。最近，很多村里的老人在过世时同他们造纸曾经使用的模具一起下葬，这些工具曾是他们因技术而获得荣耀的标志，而此技术不再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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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后，取得抗战胜利个三年内战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执掌江山。村里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土改，将村民划分为各种阶级(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然后重新将富人的土地分配给穷人。到那时，刘大鹏的四个孙子中的三个已经离开了赤桥；精忠远在陕西，在军队中当一名司机；恕忠在太原市当医生(他因和日本人合作而痛苦余生，最终在“文革”时服过量毒品自杀身亡)；佐卿成为县警察。因此，只有刘大鹏的长孙全忠和他的三个小儿子——刘琎、刘珦和鸿卿——留在村里。事实上，全忠后来在太原当了一名工人：他最初在布行作学徒，但是不久又到陶瓷厂工作，随后又在纺织厂工作，在纺织厂他还参与了商会的组织活动。当城市陷落在日军手里后，他逃走了，在柳子峪的煤矿找了份工作，战事结束时他在邻近村镇的兵工厂工作。在本村，分家后他仅得了十二分之一的财产，意味着他有不到一亩土地。因为他曾经是城市工人且仅有少量土地，他被土改工作组划分为“贫农”，他家得到了重分的土地。刘琎和刘珦卖地抽鸦片，因此也被划分贫农。然而，可怜的鸿卿得到的远不如他的兄长们多，但是他没毒瘾，因此设法保留自己继承的土地，他的成分被划分为政治上不利的“中农”。这些标签跟随着刘家人进入20世纪80年代。与此同时，刘家几乎失去了和刘大鹏女儿、姐妹、姑姨的联系，她们几乎都嫁入被划分为最糟糕的“地主”的家庭。这些标签控制着人们的生活，当我问起赤桥老人们刘大鹏日记中出现的名字，除非他们和问题中的人物有联系，否则他们几乎总是用这些(阶级成分的)术语来回答我。某某人是普通农民、富农或地主。只有进一步的问题或者偶尔的评论才会解释这个问题中的人可能是村里的鞋匠，无地的造纸人，或者是几个煤矿井下的所有者。赤桥村民在别人眼中和在自己眼中都是农民，但是这正误解了他们及其村庄的过去，那里几百年来一直是商业和工业而非农业占更主要的地位。乡村作为农业空间的观感，并且是需要国家将工业和商业引入的地方，这是源自欧洲的意识形态，被现代化者所接受。但是部分而言，这一观点也有一定道理，因为到1940年代，大量的乡村工业和商业衰落，村民们除了耕地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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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生访问晋祠是在1936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前。在刘大鹏眼里，这些学生在水边歇息，赤着脚，周围有幽美的古建筑环绕。这样的场景，对于知道她们马上就将经历一段艰难历史的后人而言，很难不生同情之心。而对于这位老人，我们又有另外一种同情：他曾饱读诗书，而此时却是一位生活于田埂和家庭之间的老农。到了1930年代，刘大鹏对自幼所学的正统儒学的坚持已经变成了一种近于滑稽的表演，只有有心人还能为之肃然起敬。刘大鹏经常早上途经村里的戏台到田里，有一天戏结束后，他发现在剧场，
遍地皆有纸烟之包，皮上有字。因拾之归，遵古“敬惜字纸”之遗训，今人不知此训，反笑予迂阔也。
吸烟者一直在山西各阶层人中比比皆是，但是彩图设计烟纸的香烟却属于新的消费文化的一部分。捡起烟纸，尊敬地携带回家，这位老人所做的仅仅是遵行古训，也是对文字及文字所承载的道德教化的尊敬。刘大鹏一生践行此教化，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些教化对他周遭的人们已不复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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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体也以共和国的身份宣示其正当性。共和观念可能比其现代化者所用的其他词语更让人熟悉；它援引了古代的观念来强调人民之于国家的重要性。但是在刘大鹏看来，“既成民国乃拂民心，则失民国之本旨也”。换句话说，政府的正当性有赖于其举措受拥戴的程度，而非其组建的机制。这与新政府对选举的强调完全冲突，选举是另一项昂贵的新政，而政府正试图借此来证明其正当性。…
选举对新民国如此重要，以至于当袁世凯决定复辟时，不仅组织选举国民代表大会，同时还举行全民公投来修改宪法。刘大鹏参与了这些选举的各个阶段，从选举注册委员会的成立到太原县最终选出国会代表的选举投票。…
刘大鹏对此的回应是，“全国举国民代表一百二十人，昨日投票，予竟充代表中人，但未知代表何事耳”。辛亥革命前，刘大鹏被选作省咨议居议员时，他的名头是“议员”，显然是某种政府雇员。而“代表”是崭新的词汇，且难以理解。至此，据刘大鹏所知，这个程序是为了选出国民会议代表。当代表们毫无征兆地被要求投票决定是否应建立君主立宪制时，换言之，也就是袁世凯是否可以称帝时，他的困惑渐增。刘大鹏在日记中描述了这些事件：
全省代表一百二十人，于巳刻到同武将军行署，即前巡抚部院之署也，巡按使亦到，代表投票解决国体，其票为君主立宪下书赞成二字，人皆一致，无一写他字者，此系官界中人指示代表所书者也，人皆茫然，予亦昏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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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道路本是商贸资源，但在革命后的混乱时期，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晋祠不断被过往军队骚扰。刘大鹏那位擅长算学的朋友胡瀛——此人曾在新建的山西大学堂教书，就在庙前贴了一张告示，解释革命时阻止列强瓜分豆剖中国的必要行动，因而他号召民众冷静处之。但是，晋祠的一张告示对混乱景象来讲终究是于事无补。刘大鹏自己也身受其苦，当他在街上行走时，被人抓住并强行剪掉了辫子。刘大鹏满心愤懑地回到家，并且顶受着相当的压力，直到头发重新蓄好才就任新成立的县议会议长一职。
对地方经济而言，革命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这让人们对革命的态度并没有丝毫改观。在太原，票号和当铺被放火烧毁并惨遭抢掠，富有的山西票号遍布国内其他城市，自然是被攻击的目标。与此同时，山西省的度支库也遭抢掠，以至于新的军政府无钱给士兵发饷。长远而言，这意味着税收增加，但是从短期来看，这意味着革命党要从大的票号和商贾那里榨取大量的金钱以应对政府的急务。与此同时，举国观之，众多家产的损毁意味着山西票号的贷款如今很难收回。…在票号繁荣的19世纪最后十年和20世纪最初十年，资金通过这些票号流入晋中地区的村镇；革命过后，利润荡然无存，票号的掌柜和伙计不得不返回他们的村庄，在那里大量失业的商人和教师加入了农耕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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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政府资助的现代化在其最初阶段花费甚大却收效甚微，而且它于征收庚子赔款同时进行。因此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新政给人们的第一感觉成了税赋加重。…到了1901年，酒税收加重了，而且又添了新的税种。新征收的土地附加税可能影响到刘家，但是似乎远不如通货膨胀的速度快，而通货膨胀也影响到谷价。刘大鹏主要关心的是厘金，这让日常消费品价格大大不同。刘大鹏谴责新的酒税，因为这实际上导致了当地几家酒厂的倒闭，而县政府又向卖酒的店铺征税以弥补酒家破产造成的亏空。当针对山间运煤的牲畜征收的新税开征时，冬天的取暖费(以及赤桥的造纸业所需的燃料费)上涨了。村民还得为每户所拥有的房屋依数纳税。官府将抗税的人们拘系痛打，导致衙门里哀嚎之声不绝于耳，刘大鹏常为此抱怨。庚子赔款在各地有细致的分摊，专为惩处曾经对洋人和基督徒施暴的山西中部诸县。赔款征税持续多年，但在起义过后的几年里尤为严重。再加上要应付政府新政所需的开支，不可避免导致怨声载道。
政府旨在推行现代化的新政极不受欢迎，但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可能被当权者忽略，因为到20世纪前十年的末期，清政府已彻底地放弃了自己儒家的历史，以至于满朝上下几乎找不到可以用以批评这些政策的言语了。试图批评改革的官员轻易就被贴上“顽固派”或者更普遍的是“反动派”的标签。…1906年是兴建新学校的高潮，刘大鹏记录了东山发生抗税的事件，据说当政府用警力强行收税时，数千百姓攻向府衙，烧毁了为人厌恶的新学校。人们议论此事的热情表明众人都有同感。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对新政额抗拒削弱了政府，形势反而变得对现代化者中最激进的一派有利，这些激进派早已开始谋划推翻清朝，建立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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