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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下旬，电视和电台都播发了开除宾雁党籍的消息。我知道他回北京了，决定去看他。严冬时分，街上行人稀落，上午十时左右，我赶到金台路人民日报宿舍。院门前异常安静，惟在墙外停着两辆212吉普车。我敲开门，只有宾雁一人在家。他很平静，说昨天来了很多人。又问我，楼下有人吗？我点点头。他走到里间，从临街的窗口往外看了看，随手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大。坐下就开始闲聊，他向我历数昨天来家里的人都是谁。我开始劝他，反正记者这个行当是干不成了，不如干脆回哲学所。他倒挺感兴趣，问了问哲学所的情况，但说以现在这个身份，哲学所大概不敢再要他回去。又说反正今后有时间了，正好把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书读一读，写写那些考虑了很久的问题。我许诺说今后会送许多书给他。坐了大约不到一小时，竟然一句都没提开除党籍这回事。有几次，谈话突然中断，两人相视无语。我能感到他平静外表下掩藏着的心底波澜。他几次催我走，我终于起身道别。出门正要下楼，宾雁突然从后面扳住我的肩膀，说“这一别不知何时能见”，我回头，见他泪水涌出，顺着面颊的皱纹淌下。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他落泪。
那时他已知道外省与他交过手的那些歹人极欲乘他遭难之际落井下石，要以诽谤罪送他上法庭，他心里在作入狱的准备。不记得如何分的手，只记得一路上想着怎样在法律界找几个能帮上宾雁的人。第二天刘东在前门外珠市口丰泽园请客，大约有十几个人聚会。我到饭店后情绪极坏，国平问出了什么事，我说昨天去看了宾雁，稍讲了些情况，搅得大家败了兴。饭没吃完我就走了，事后才知国平心里郁闷，喝得大醉。阿坚送他回家，途中他醉倒街上，指着路人大叫“你们都醉了！”
春天到了，编委会的工作进展顺利，出书已渐成规模。甘阳提议请宾雁来聚一聚。我去接宾雁、朱洪，在我家附近的德胜饭店吃了一顿饭。编委会的同仁来了十几个人，苏大哥，小枫，一休哥王焱，王炜等都到了。饭吃得非常高兴，甘阳和宾雁谈了许多，把他对编委会未来的设想讲给宾雁。饭后，大家兴致正高，就一起回到我家里喝茶。抛开政治阴影，朋友相聚总是乐趣横生。笑语声中，约林唱起歌来，随后大家请宾雁唱。他站起来用俄文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那里云雾在飘荡，晚风轻轻吹来，掀起一片麦浪”。声音厚厚的，略带点沙哑。众人安静地听着，渐渐有人应和。歌声飘出我的家，散落在黄昏的晚风中。

#燃灯者

看到了国师的名字…有点唏嘘…今非昔比…

四月十五日，我去人民大学红二楼，看望治平、莽萍小俩口。他们在楼道里用小煤气炉给我做饭吃，正聊得高兴，突然听到一片喧哗，原来学生们知道了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不一会儿，我和治平出门看，已见有大标语从楼上垂下，都是悼念胡耀邦，要求推进改革的内容。治平极沉稳的一个人，却也有点激动地说“恐怕要出事”。与治平分手回到家中，便埋头刚开始动笔的《论玛利亚·卡拉斯》，对学潮渐起竟无知觉，直到四·二七大游行，才觉治平的担心要应验了。心里希望学生们见好就收，因为我知道当局为了保持权力，什么事都能干，担心又会有无辜的人牺牲。在形势跌宕起伏时，与先生通过几次话，他当时真是“心焦如焚”。先生讲述他在校园里碰到刚从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回来的季羡林先生。季先生情绪激烈，说李鹏政府这样对待学生是无天理。先生与季先生是邻居，学潮期间，两人常见面交换看法，都担心事态发展会不可收拾。待到六四枪响，先生的担忧变成愤怒和绝望。
“六四”之后再见先生时已近月末。天气闷热，而国中却是一片肃杀之气。电视中除了播放通缉令就是歌颂杀害无辜平民的“丰功伟绩”，令人窒息。先生情绪极坏，见面就谈段祺瑞，说北洋政府闹了“三·一八”惨案，死了学生，段本人并不知情，后来在“三·一八”死难者公祭大会上，段本人长跪不起，给死难者磕头谢罪，并终身茹素。先生感慨道，那是北洋政府啊。谈及往后的日子，先生第一次问我为什么不出国。

#燃灯者

回家之后我又反复思考先生的问题，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何在。这在论文中是极重要的一块。思考的结果记在笔记中是这样一段话：“建立无压抑的文明，在现存理论框架中看，确实是个幻想。马尔库赛本人颇明瞭这点。因而，若想走向他所指引的无压抑文明，大半不能靠脚而要靠头，或者干脆靠心。想起这点真让人悲从中来。但午夜时分，一支烛光也能为踟蹰暗夜的旅人燃起一丝希望。朝霞纵然绚丽，但那要待晓雾四散，而并非人人都能等到清晓莅临的一天。因此不管天光大开，还是烛光掩映，清醒的灵魂总守候着，只要有人守候，就总有破晓的可能。怕就怕我们都沉睡了。守候于幽夜是一种幸福，正如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一样。”后来我把它写入文章寄给先生，先生回我信说：“愿与你和朋友们共同守候。”

#燃灯者

说到读书，我就请教先生，爱拉斯莫的《愚人颂》指东说西，扑朔迷离，不好抓住重点。先生说，愚妇的话有时需要从反面理解，她是正话反说。先生又点拨道，《愚人颂》三大主旨：立身人道、宣扬宽容、批判专制。立身人道就是相信人性都是共同的，在共同人性之下，冲突都可以通过对话、妥协来解决，不像路德那种宗教极端分子，凡事非拼个死活。这就必须学会宽容。要争取宽容的环境，就非反抗专制暴政不可，因为专制暴政是人性和宽容的死敌。爱斯拉莫借愚妇之口说，那些道貌岸然，反对别人感官享乐的人，只是为了自己“独占快乐”，又痛斥那些不贤明的王者是“可怕的扫帚星”。还借愚妇之口大赞“无知”，说那些自以为是的极端分子，“本来自己是头驴，却以为自己是雄狮。”先生说文艺复兴时代诸贤人中，爱斯拉莫最近苏格拉底。后来读爱斯拉莫的传记，发现他果然崇拜苏格拉底，称之为“神圣的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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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向北，过一条小马路就进了圆明园。那时，圆明园不大有人去。福海是一片荒芜的芦苇荡，湖边阡陌交纵，杂树乱生，园内鸟啾蝉鸣，风清野静。可能在地震棚[1]里憋屈久了，出外走动，先生兴致极高。我们信步漫走，我恭听先生随意讲评。过大水法残迹，先生指着倒在地上的拱形门楣说，烧园后很久，这东西还立着，后来是咱们自己人给拆了。先生又讲起火烧圆明园的经过，当年英法联军点火前在城内发告示，说为英法使团中被清廷虐待死的官员报仇。告示一发，就有刁民与太监勾结英法联军捡了几处点火，火一点起，内奸们就入园大掠。为掩盖痕迹，掠一处，点一处火，致使大火蔓延不可收拾。这园子是外寇烧一半，内奸烧一半。先生讲起项羽烧阿房宫。照《阿房宫赋》所讲，阿房宫要胜过圆明园，但照样“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先生说，阿房宫这把火实际上是秦始皇焚书埋下的火种。秦始皇焚书坑儒，读书人便离心离德，认秦为“暴秦”。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就是逼读书人昧良心说假话。章碣诗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可是刘项手下读书人很多。所以，又有袁宏道说：“枉把六经底火灰，桥边犹有未烧书。”有未烧的书，就有读书思考的人。先生又说，其实这把火一点就是两千年。英法联军能欺中国之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立了功的。

[1] 1976年京津冀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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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为，苏格拉底所使用的方法是所谓“精神接生术”，就是要人不是先思考哲学，而是先哲学地思考。前者是以哲学为对象，后者是以哲学为生活。以哲学为生活就要对社会中的问题取一种哲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最宝贵的知识是“知己无知”，自己的各类定见都可能是错误的。若有人告你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吗你先要怀疑这宣扬者的道德，因为他在说着一些他并未深思过的东西。何谓真理？何谓标准？但这并不是相对主义，因为它不涉及对某一具体结论的定评，只关心你是如何获取这些结论的。…
先生特别强调，苏格拉底要做普通人的朋友，而不做权势者的辩士。…柏拉图推崇“哲人王”，这点苏格拉底知道了会不高兴。因为他是信奉平等对话的人，而不要称王，哲人王就不会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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