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 #经济学人 ，不知道有没理解错，联合国给日本指派了几十还是几百万个接受难民的指标，但是日本并不愿意。
我很想说，联合国你有种去打普京啊，让人不成为难民，开心住在自己的国家，不是皆大欢喜吗？#槽

#经济学人 播客最近几天没有更新？

今天的#经济学人 说全球很多地方录得历史高温。人类快毁灭吧。#听

#经济学人 的播客说，最近有两个本土机构做了研究，发现完全远程工作的效率更低，有个原因是沟通不畅。
#听 到此，我就开始走神了。

#TheEconomist #经济学人 #外刊编译 #外媒眼中的中国

（本文原文载于《经济学人》2023年4月29日-5月5日刊“茶馆”栏目，由本帐号翻译。）

打法律与秩序牌：一场正在显现的对农村执法队的抵制

唐先生（化名）是一位来自华中地区的农民，在他的身上有着苦难和无法控制的力量留下的痕迹。他是一个57岁的男人，身材瘦弱精干，剃着光头，脸上和膝盖上留着鲜红的伤疤。由于年纪大了，在大城市找不到农民工的工作，他在两年前回到了他的河南老家，倾尽积蓄并且四处借款，在捏掌村买了一小块自留地。他眼睁睁看着200头猪在去年死于“瘟病”——他是指在中国肆虐的非洲猪瘟。“它们都得埋，”他回忆着，把一件薄夹克披在身上以抵御湿冷的天气，“每天晚上我们都用三轮卡车载着死猪去埋。”他的回乡正值中国“清零”政策的高潮，这让他看到了，由于防疫人员和戴着红袖章的志愿者肆无忌惮地挥动着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权力大棒，乡村生活处于管得最严的时候。

尽管唐先生遭受了所有这些不负责任的管理，像捏掌村这样的地方需要的是更加强有力的法治，而不是更弱的。河南的偏远地带遭受的给农民带来毁灭性打击的猪瘟爆发只是一个暗箱操作，反复无常的官僚机构给它自己的公民造成的苦难的冰山一角。在推动国家支持现代安全体系的工业化猪肉生产工厂的同时，官员们似乎在暗地里扶持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并且隐瞒其带来的后果。中国在一整年里没有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报告过一例发生在大陆的猪瘟病例，尽管瘟疫正在这个国家肆虐。

在黄河流域辽阔而平坦的平原上，洪涝灾害正在变得愈发频繁和严重。当捏掌村的水位升高，唐先生的田地附近的一条小溪会裹挟着污染物，变得浑浊不堪，并且漂浮着油污，夹带着垃圾。唐先生表示，在这时，动物和人都会生病。一家国有的水电站，耸立在在白杨林中清晰可见，在2020年由于向本地河流排放污水而被罚款。用水泥覆盖这条溪流的承诺没有下文。在地方保护伞的支持下，水电站继续开着。当问及维护他的法定权利，唐先生表示：“我们农民不懂法律。”一些邻居为此去上访过，而他说自己不善于言辞，“如果去上访，也不会有太大意义。”

这些令人不快的关于法律无用的无力感弥漫在整个中国，应该让共产党及其领袖习近平如芒在背。因为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党和国家大大加强了对社会和经济的每个角落的监控：这个进程在清零政策期间极大加速，而在疫情之后依旧没有停歇。在任的第一个十年，习近平将“依法治国”作为他的支柱。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允许将法治作为对党权的监督与平衡——习近平曾高调将司法独立的思想谴责为充满危险的西方观念。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对行政法律的指导与修改，官员们将打造一个雷厉风行的政府机关，以此提高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为此创建了对中央政府各部门直接负责的执法机构。

当局声称，这些改革会给捏掌这样的偏远地区带来喜悦。北京的农业农村部发言人近期详细列举了其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能够带来的好处。部门负责人表示，这个部门的官员们身着统一制服，并且在醒目处贴着自己的识别编号，他们在行使职权时会受到清晰的法律条文的约束。他们的工作将会“严格、标准化、公平、文明”，并聚焦于一些有用的工作，例如打击出售假冒伪劣种子、农药、兽药的违法行为，以及动植物检疫工作。而小农户的轻微违法行为则更多采取警示等柔性执法方式，农业部发言人补充道。

显而易见，公众对此反应巨大，且大多充满敌意。网络论坛充斥着关于农业官员谋财害命的传闻。这个新的执法大队获得了一个绰号，叫“农管”——这个绰号显然效仿了用以形容最广受怨恨的城市执法人员“城管”，用来嘲讽他们对小摊小贩的故意找茬和暴力执法的事迹。一篇广为流传的报道说，一个在西藏的执法大队尝试购买电警棍以及其他警用设备。若身处北京的领导人希望受中央直辖的新建农村执法大队得到满堂喝彩，他们会深感失望。过去，中国人会一边对国家领导人满怀信心，一边批评当地领导的胡作非为。然而，在人民被数年的清零政策折磨得精疲力竭之后，他们可能会怀疑，新的执法权力会被滥用这一点，国家领导人到底有没有预料。

强势政府的海洛因，乡村限定版

回到河南，一位执法大队的官员谢绝了正式采访，但承认对公众的强烈抵感到惊愕。他透露，为此忧心忡忡的上级已经命令他在他的社交媒体帐号上贴出解释视频以及农业部门的声明。他说“农管”这个绰号纯属曲解和误读，并否认他和他的同事会获得警察的权力或者想办法管到农民的个人生活。

也许改革的黯淡结局早已在捏掌村有所体现。历数多年的地方腐败和保护主义，农民们早已不相信好政策可以扭转村庄的前景。“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干部都是不诚实的——一位年逾七旬的农民如是宣称。为了回应对经济放缓的担忧，党将赌注下在能为法治带来新的源泉的专业执法者身上。悲哀的是，即便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基层官僚的犬儒主义依旧大行其道。

#TheEconomist #经济学人 #外刊编译 #外媒眼中的中国

（本文原文载于《经济学人》4月29日-5月5日刊“茶馆”栏目）

打法律与秩序牌：一场正在显现的对农村执法队的抵制

唐先生（化名）是一位来自华中地区的农民，在他的身上有着苦难和无法控制的力量留下的痕迹。他是一个57岁的男人，身材瘦弱精干，剃着光头，脸上和膝盖上留着鲜红的伤疤。由于年纪大了，在大城市找不到农民工的工作，他在两年前回到了他的河南老家，倾尽积蓄并且四处借款，在捏掌村买了一小块自留地。他眼睁睁看着200头猪在去年死于“瘟病”——他是指在中国肆虐的非洲猪瘟。“它们都得埋，”他回忆着，把一件薄夹克披在身上以抵御湿冷的天气，“每天晚上我们都用三轮卡车载着死猪去埋。”他的回乡正值中国“清零”政策的高潮，这让他看到了，由于防疫人员和戴着红袖章的志愿者肆无忌惮地挥动着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权力大棒，乡村生活处于管得最严的时候。

尽管唐先生遭受了所有这些不负责任的管理，像捏掌村这样的地方需要的是更加强有力的法治，而不是更弱的。河南的偏远地带遭受的给农民带来毁灭性打击的猪瘟爆发只是一个暗箱操作，反复无常的官僚机构给它自己的公民造成的苦难的冰山一角。在推动国家支持现代安全体系的工业化猪肉生产工厂的同时，官员们似乎在暗地里扶持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并且隐瞒其带来的后果。中国在一整年里没有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报告过一例发生在大陆的猪瘟病例，尽管瘟疫正在这个国家肆虐。

在黄河流域辽阔而平坦的平原上，洪涝灾害正在变得愈发频繁和严重。当捏掌村的水位升高，唐先生的田地附近的一条小溪会裹挟着污染物，变得浑浊不堪，并且漂浮着油污，夹带着垃圾。唐先生表示，在这时，动物和人都会生病。一家国有的水电站，耸立在在白杨林中清晰可见，在2020年由于向本地河流排放污水而被罚款。用水泥覆盖这条溪流的承诺没有下文。在地方保护伞的支持下，水电站继续开着。当问及维护他的法定权利，唐先生表示：“我们农民不懂法律。”一些邻居为此去上访过，而他说自己不善于言辞，“如果去上访，也不会有太大意义。”

这些令人不快的关于法律无用的无力感弥漫在整个中国，应该让共产党及其领袖习近平如芒在背。因为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党和国家大大加强了对社会和经济的每个角落的监控：这个进程在清零政策期间极大加速，而在疫情之后依旧没有停歇。在任的第一个十年，习近平将“依法治国”作为他的支柱。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允许将法治作为对党权的监督与平衡——习近平曾高调将司法独立的思想谴责为充满危险的西方观念。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对行政法律的指导与修改，官员们将打造一个雷厉风行的政府机关，以此提高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为此创建了对中央政府各部门直接负责的执法机构。

当局声称，这些改革会给捏掌这样的偏远地区带来喜悦。北京的农业农村部发言人近期详细列举了其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能够带来的好处。部门负责人表示，这个部门的官员们身着统一制服，并且在醒目处贴着自己的识别编号，他们在行使职权时会受到清晰的法律条文的约束。他们的工作将会“严格、标准化、公平、文明”，并聚焦于一些有用的工作，例如打击出售假冒伪劣种子、农药、兽药的违法行为，以及动植物检疫工作。而小农户的轻微违法行为则更多采取警示等柔性执法方式，农业部发言人补充道。

显而易见，公众对此反应巨大，且大多充满敌意。网络论坛充斥着关于农业官员谋财害命的传闻。这个新的执法大队获得了一个绰号，叫“农管”——这个绰号显然效仿了用以形容最广受怨恨的城市执法人员“城管”，用来嘲讽他们对小摊小贩的故意找茬和暴力执法的事迹。一篇广为流传的报道说，一个在西藏的执法大队尝试购买电警棍以及其他警用设备。若身处北京的领导人希望受中央直辖的新建农村执法大队得到满堂喝彩，他们会深感失望。过去，中国人会一边对国家领导人满怀信心，一边批评当地领导的胡作非为。然而，在人民被数年的清零政策折磨得精疲力竭之后，他们可能会怀疑，新的执法权力会被滥用这一点，国家领导人到底有没有预料。

强势政府的海洛因，乡村限定版

回到河南，一位执法大队的官员谢绝了正式采访，但承认对公众的强烈抵感到惊愕。他透露，为此忧心忡忡的上级已经命令他在他的社交媒体帐号上贴出解释视频以及农业部门的声明。他说“农管”这个绰号纯属曲解和误读，并否认他和他的同事会获得警察的权力或者想办法管到农民的个人生活。

也许改革的黯淡结局早已在捏掌村有所体现。历数多年的地方腐败和保护主义，农民们早已不相信好政策可以扭转村庄的前景。“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干部都是不诚实的——一位年逾七旬的农民如是宣称。为了回应对经济放缓的担忧，党将赌注下在能为法治带来新的源泉的专业执法者身上。悲哀的是，即便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基层官僚的犬儒主义依旧大行其道。

#外刊 #经济学人 #编译 #TheEconomist
孔乙己的教训：中国的毕业生们如何思考他们的工作前途

鲁镇的酒店有两类人。读书人会穿着象征他们地位的长衫，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而短衣帮的工人，则只能靠柜外站着，喝便宜酒。而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是一个不得志而穷困潦倒的读书人，受着其他顾客的取笑，却依旧沉浸在他对自己学问的幻觉中。人们嘲笑他迂腐地背诵中国的古代经典，以及试图教会孩童书写晦涩难懂的汉字的举动。离开酒店后，孔乙己偷了别人的书，因此被打折了腿。然而他再次爬去了酒店——受到了更多取笑。最后，他消失了，大约的确死了。

中国著名讽刺作家鲁迅在1918年写下了孔乙己的故事。而如今，中国的年轻人开始引用它——他们与孔乙己的处境相似。今年有1360万青年从大学毕业，而他们当中许多人难以找到工作。各城市16-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接近20%。CIER指数——中国人民大学提出的衡量劳工市场竞争力的措施——显示在大学毕业生数量和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数量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如今，“毕业即失业”这句话，如同孔乙己的梗一样在网上广为流传。
大学毕业生数量和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数量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让毕业生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

当权者为此忧心忡忡。他们觉得现在的青年应该从鲁迅的故事中学到不一样的东西。国家电视台CCTV在网站上发表的评论说，孔乙己本通过努力工作来极大地提升自我，而他却过于自命不凡，不愿走下读书人的台阶。 也就是说，孔乙己完全是自作自受——就好像如今的年轻人，他们的学历，就像孔乙己的长衫，让他们好高骛远，对低端工作不屑一顾。

当局及其喉舌称赞那些他们认定与孔乙己相反的年轻人。共青团最近吹捧了一个年轻的江苏女性，名字叫魏巧。魏巧受到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赞美，说她到农村去成为了一名“新农人”。共青团说，年轻人应当“挽起裤腿下田地”。同时，国家媒体描述了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叫黄女士， 在河南省以收破烂为业。她在视频中说自己觉得职场太无聊，“不要让学位成为我们的枷锁”。

中国网民对 这些报道充满了嘲弄。“为什么我们不干脆停止读书，直接进厂拧螺丝，省得努力15年？”一名微博用户说。“我的父母耗尽毕生经历在工厂打工，拼命攒钱让我穿上长衫，我怎么能脱下它？”另一位用户说。一位年轻的视频制作者对官媒对年轻人努力工作贪得无厌的期望进行了嘲讽。在名叫《阳光开朗孔乙己》的讽刺性MV中，他唱道“读书是为了中华崛起，而不是去送外卖快递”。在被审查之前，它的观看量达到300万次。

近日，在一次讲座上，小说家余华被问起他对此事的观点。余华回答道，问题不在于孔乙己的长衫，而在于“工作又那么少”，然后他补充道，他认识的一个主编要招6个编辑，却来了6000多个应聘者。 而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经济必须要马上恢复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他又说。在第一季度，中国的GDP增长迅速，远超预期。但是对毕业生来说，疲软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孔乙己的梗，恐怕是要持续一段时间了。

#外刊 #经济学人 #Economist #编译
政治教育：灌输习近平思想
经济学人 2023年4月15日
导语：主席开启了一场全新运动来保证共产党员了解他的思想。对官僚来说，这并不好笑。

习近平登上中国领袖的宝座已十年有余。从那时起，他就让官员们对他亦步亦趋。平均下来，每两年，他就逼迫官员和剩下的9700万共产党员去“教育”运动，以保证他们把握住党的红线(不以为意的人要小心了)——一条新的红线逐渐浮现。这场运动持续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并将在官僚、军队、学界及商界等人群中引发广泛关注。本次教育的主题明显地导向个人——它是关于如何与习近平本人保持一致的。

这显然不是为了应对任何对习近平攥权的威胁，而是一次例行公事。 最近的一次运动是在大约两年前，聚焦于向学习者灌输一个高度修正过的党史。同样，约半年前，五年一度的党代会召开，在会上，习近平用亲信取代了自己的同事，以此增强了他的权力，还打破惯例，确保了他的第三个任期。他的亲信之一蔡奇于上月被任命为习近平的头号部下（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还是位于权力顶峰的七个政治局常委之一，负责监管意识形态与宣传工作。他投身于这项新的伟大斗争之中，这是一个让他的伟大领袖印象深刻的机会。

然而，这次运动并非例行公事。先前习近平发起的五次运动无非是强调共产党员的行为举止，例如他们有义务去倾听“群众”呼声、学习党章、拒绝腐败以及不忘党的“初心”。今年的运动打下了习近平个人的印记：它的官方名称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意味着党员们必须掌握习近平从治党到环保与国安在内的广阔的思想。“新时代”则是党的行话，指习近平从2012年开始担任党的总书记到目前为止的时期。

国家媒体将习近平教育运动的历史追溯到1940年代毛泽东的“整风运动”，那时党还在打游击。他们并没有提到，在随后，毛泽东打算扭转党员的思想，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清洗。今天的运动倒是温和了许多，然而官方依旧使用充满血腥味的词语去表明他们想达到的心理冲击效果。官员们被要求“自我剖析”以及“刮骨疗毒”。他们被迫参与“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以“面红耳赤，汗流浃背”。

教育运动展开得大张旗鼓。 3月30日，统治机构政治局正式宣布运动开始。而就在4天前，在与官员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了这一决定。他表示，这会是一次“精神洗礼”以及“思想淬炼”，将在“统一全党思想”及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党对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偏离和不忠的隐晦提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少有条例说明运动如何展开——包括完成运动的确切日期。全国的党委们开会讨论相关指示，但这些仍然是机密。然而，遍览过去的运动经历，不难得知它包含了学习会议，外出考察以及毛泽东可能对此津津乐道的思想控制工具：一个包含网页端和智能手机端的app，能够测试用户对指定学习材料的了解程度。它的名字叫“学习强国”，意思包含了“学习强大的国家”以及“学习近平思想让国家强大”。

自从2019年运行以来，这个app已经成了许多党员生命的一部分。通过为用户打分以及日常提醒，它让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快速识别那些思想不在线者。运动的无聊透顶是众所周知的问题。2019年，广州学者Li Fang的一项调查（次年发表）显示，接近60%的职业教育学院参与者感觉这些他们需要学习的理论与现实生活毫无关联。许多学习材料都是简单从上级文件中复制粘贴的。

不要弄虚作假

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官员们需要发挥更多的创造力。他们被告知要着力研究这些困扰着新时代的 “急难愁盼问题”，例如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他们必须带着这些问题走访基层群众，并给出有效的应对措施。“不要走过场”，他们受到警告。

在党员之中，许多只眼睛都盯着蔡奇这个主要的发令人。他在政治局排位第五，却权势滔天。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党的常委从未兼任过领导人的办公室主任(这个位置经常被称为中央办公厅主任)。这样的兼职使得他成为习近平和其他部下之间令人敬畏的守门人。

从蔡奇的官场飞升中，可以清楚地得知，习近平对他完全信任。早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这俩人就一同在福建工作。2017年，尚未经历过常委(这是担任这一职务的惯例)的蔡奇就升任党的主任，作为意识形态的监管者，他大展宏图。他在福建的许多工作涉及党的内务。在70年代，他在这里读政治教育专业的本科学位。

也许对那些在学习强国APP中苦苦挣扎的官僚来说，不幸的是，蔡奇很早就对使用数字工具来规范官员行为表现出了兴趣。2010年代在浙江工作时，他开通了社交媒体帐号，用来对官员的错误严厉批判。“开放是好事。”这是他点赞数最多的微博。他甚至对中国封禁Facebook表示遗憾。然而，如今人们基本上只把他当作习近平的忠仆。一些人对他还抱有所剩无几的希望，就是盼望他能把如今这冗长无比的20多个字的习近平哲学改成简简单单的五个字“习近平思想”，这样的话，开会就方便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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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 封面，美利坚分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