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历史学家看来，妖巫信仰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当时社会结构中的弱点。妖巫及其受害者基本上是应该和睦相处的两类人，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生活在一种隐含敌意的状态中，而社会对此敌意并未提供正当的排泄渠道，他们不能互相诉诸法律，也不能求助于公开的暴力…

大量的妖巫控告就这样反映了一场不可解决的冲突：一方是陈旧的村落道德准则所要求的睦邻行为，另一方则是伴随着16世纪和17世纪经济变革而来的不断发展的个人主义行为方式。当然，每个时代都有个人需要与博爱要求之间的冲突……但是，[在中世纪]这类紧张状态有着其他的消解途径，…唯独在宗教改革去除了天主教的保护仪式之后，才使妖术对普通人民来说显得极其危险了。

…旧的庄园制度利用固定的贫民救济制度来尽量安置寡妇和老人。…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性贫民传统特权…许多这类传统措施在这一时期中都衰落了…古老的博爱互助传统也受到了经济新发展的腐蚀…伴随这些趋势而来的是解决村庄纠纷的旧机制的消失…

16世纪里有一项革新无疑削弱了互相友爱的古老传统，这就是全国性的《济贫法》…它设立了贫民管理员，负责征收地方税和供应教区受赡养成员的食品。它令户主的道德义务变得模棱两可。政府一方面禁止任意的乞讨，另一方面又继续主张每个教区的居民都得对其贫民负责…[但]在都铎王朝时期，全国性制度只在特别紧急的时候使用。在许多地方，向邻居借贷食品和器具仍旧是年老体弱者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手段…

公共慈善事业和私人慈善事业之间的貌合神离加剧了同时代人对待贫民的含糊性。他们憎恨贫民是社区的负担和公共秩序的威胁。但是他们也承认，在没有公共救济的情况下，他们给予贫民施舍也是其基督徒的义务。憎恨和义务感之间的冲突便产生了矛盾心理，使得他们有可能一方面粗暴地把乞食妇女赶出门去，另一方面又受到良心上的责备。这随后的罪感便是妖术控告的肥沃土壤…导致大众阶层的妖术控告的紧张局势—必须强调的是，在极富者和极穷者之间没有这种冲突，它只发生在较穷者和极穷者之间—乃是社会的紧张局势，因为社会对于如何赡养以及由谁赡养社会依附成员的问题不像过去那样持有明确的观点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妖巫信仰有助于在其他社会和经济力量暗中削弱博爱和睦邻的传统义务时支持这种义务。对妖术报复的恐惧是抵制背弃旧道德准则的一股强大的威慑力量…

#摘录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要领会妖巫与其邻里的关系，就必须记住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格兰人民是十分重视社会的一致性的，他们使用种种手段反对争吵或不合规范的一切迹象。……

如果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农村生活的记载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的话，那么这就是地方舆论的专横性以及对不合规范或偏离社会的人与事的不宽容。农村社会基本上没有现代的私人生活概念。乡村习俗要求社区中的每个成员都一起分享欢乐和分担忧愁，一起参加婚礼和丧礼；那里没有“摆脱一切”的假日观念。那里的人都赞成这一观点，即社区理应关心个人哪怕最隐私的事情。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权知道其他任何人的所作所为。……在法律条文上，偷听可能是有罪的，但是这并未阻止证人在通奸案中做证说，他们从窗户或墙上小孔中看到了犯罪情况。他们对此不以为耻，并且假如自己尚无把握，还会跑去将朋友们叫来，让他们亲眼察看。……这种现象迥异于伦敦及类似的大都市社会中日益发展的“与个人无关性”。

街坊舆论的重要性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在宗教法律中，一个“坏名声”就足以证明起诉之正确，而在普通法庭上，……约克郡的一个绅士因阴谋罪出庭受审，他要求陪审团由他自己家乡的有身份的乡绅组成，因为“这样可以知道我在那里的生活状况”，法庭接受了这个要求。

还有些司法制度旨在反对那些威胁社会协调一致的人。……自13世纪以来，“惩椅”一直是人们所熟悉的一种刑具，但是在都铎王朝时期，它主要用于将骂街泼妇示众或沉入水中。骂街泼妇是农村社区中具有特色的角色，法律上的定义是“吵闹和发怒的女人，在其邻人中吵骂骚动，破坏了公众的宁静，招致、培养和助长了公众的不睦”。为了控制这样的悍妇，有些社区使用了惩椅，还有一些社区则将犯人放在一只笼子里，用金属链拖着她游街。

……妖巫则是与这个世界不一致的。妖巫是地方社区为了社会一致性而一直进行的讨伐战争所反对的怀有敌意的人之中的极端例子。……妖巫……的“主要过错在于她们是骂街泼妇”。在公众心目中，骂街泼妇与妖巫的关系极其密切，以至于当一1760年位外国游客在霍尼顿看到展览的惩椅时，有人明确地告诉他，这曾用来处罚妖巫。

#摘录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动物听差精灵也可能被使用，1566年，一个巫师所提供的十分肯定的证据表明，妇女有时候蓄养蛤蟆以伤害他人；与此同时，埃塞克斯郡的哈特菲尔德佩维里尔村庄里有只名唤“撒旦”的猫在一些贫苦人家周围转悠。……

但是，这些家庭宠物或者未受邀请的动物伙伴是否被视为巫术性的，则是另一码事了。这些东西可能是孤独老妇所拥有的唯一朋友，而给它们取的名字也不过表明了其感情深厚的关系。……玛丽·霍基特，她被控款待“三个恶灵，每个都呈老鼠状，名为‘小男人’、‘标致男人’和‘戴恩蒂’”；而布里奇特·迈耶斯则款待“一个老鼠模样的恶灵，名为‘竖耳朵’”。小说家J.R.阿克利描写其母亲道：

她正在丧失其官能，她最后的朋友中有一只苍蝇，我从未见过，但是母亲却经常说到它，并跟它交谈。它有着忧郁的黄色大眼睛和长长的眼睫毛，居住在浴室里；她有时拿它开个小玩笑，但是每天早晨都十分认真地用面包屑喂它，把面包屑撒在它常待的浴盆的木沿上。

由于在妖巫中没有任何组织、合作、连续性或共同的仪式，所以我们不可能同意默里小姐的“妖巫崇拜”，更不用说什么“古老的宗教”。心肠最恶毒的妖巫也只是一个被孤立了的个人，这是她自己幻想的产物。她不追求什么“大聚会，即使有魔鬼崇拜，也只是她的私人事务”。在气味相投者之间可能有少量会面，一心想用巫术手段制造不幸，但是并无证据表明她们曾举行仪式性的“恶魔聚会”。这种夜间聚会的想法可能是受流浪乞丐群的趋势影响而形成的，他们替别人挤牛奶，集体睡在谷仓或户外，晚上以吹笛和跳舞自娱。被控的妖巫与过去的异端之间没有可以论证的关联。即使其中有人崇拜魔鬼，那显然是当时惯常的宗教训导中所描绘的魔鬼。

……既然这种罪行只是思想上的，那么历史学家就不可能把一小部分犯有此罪的人与那些受到不公正指控的人区别开来。对于有点象征性事实的指控和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虚假的指控，我们今天如何加以区别呢？

……最大的自相矛盾之处是：有些嫌疑犯承认，她们施用妖术是用以报复那些不公正地把她们称为妖巫的人。社会就这样地将妖巫的角色强加到了受害者身上。《埃德蒙顿的妖巫》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诗：
有人称我为妖巫，
可我不懂怎么做。
他们纷纷来教我：
蛊惑牲畜诅咒谷，
兼及婴儿和奴仆。
他们强迫我相信，
这可不是我的错。

#摘录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第十六章 妖巫的诞生
三 妖术的诱惑

司法记录揭示了有关被控妖巫的两个基本事实：他们是贫穷的；并通常是妇女。……劳工及其妻子或孀妇始终占妖巫的绝大多数。……绝大部分被告生活在软弱无助和失望沮丧的环境之中。他们最大的动机被认为是切望逃避难熬的贫困。魔鬼允诺让他们不再匮乏；他提供食品、衣服和金钱，并随时替他们还债。虽然魔鬼有时候展示巨富的前景，但是他一般的开场白都是只保证其追随者不再缺食少衣。……1645年，萨瑟恩在去威斯特莱顿的路上遇到了魔鬼，他允诺给她2先令6便士，但随后又未能使她得到，并且“抱怨时日之艰辛”。

……不仅仅是贫困，而且宗教上的绝望也可能为魔鬼的诱惑提供肥沃的土壤。……无望者追随魔鬼，象征了他们与社会的疏远，他们对这一社会几乎无感激之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魔鬼崇拜的观念不全是幻想，它具有所谓的“主观现实性”。当一个妖巫走向魔鬼时，她是屈服于一种人人都熟悉的激愤之情，而社会便是建立在抑制这种感情的基础上的。

妖术就这样被普遍认为是个人在其他所有方法都失败以后改善其环境的一个办法。就像大部分巫术形式一样，它是软弱无能的取代物，是治疗忧虑和绝望的处方。但是它与其他巫术的不同之处是，它往往涉及对别人怀有恶念的行为。虽然妖巫被认为从她与魔鬼的契约中获得了物质利益，但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报复邻人。这样的目的见于社会各个阶层，但是一般只有穷人和孤立无援者才希望通过妖术而达到这一目的，因为他们无法利用正常的法律行动或武力的渠道。于是，报仇的欲望以及用正常手段达到目的的不可能性，就成了妖巫处境的基本成分。……

在这些精神上与撒旦结盟的人之中，有些人已经有过无视宗教和非正统宗教的记录了；少数人甚至确实憎恨上帝，如埃琳娜·多洛克，她于1493年在对别人进行恶毒恐吓的同时还恬不知耻地发誓说，只要上帝仍留在天堂，她就宁愿待在地狱。有些人可能是被其罪行迷住了心窍的罪人。另一些人则是自觉的叛教者；如简·汤森，她在1670年曾提出愿意教女孩子们如何成为妖巫，即去教堂躺在洗礼盘前，发誓7遍放弃其教名。

#摘录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第五章 祈祷与预言
一、祈祷

人们也将祈祷作为占卜的一种手段……这种祈祷方式……帮助求助者了解其内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祈祷者在自己无意识的倾向背后看到了上帝之手。

正统信徒并不反对以此种方式祈求神的指引。但是他们不乐于见到有人用抽签占卜的方式迫使上帝代其做出抉择。早期基督教会的一些教徒试图通过抽签来获得神的救助。人们以古典时代的“维吉尔抽签法”祈祷得到指引，接着打开《圣经》或《诗篇》，设想着从目光所及的经文中能找到困扰他们的问题的答案。中世纪时的教会一致反对以此种方式来做出决策，理由是：这种行为含有一种试探上帝的意味。然而，这种禁令的效力很弱。……

在这方面，宗教改革似乎没有带来什么不同。在大众占卜中，《圣经》和《诗篇》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整个社会早已习惯了通过抽签来决定可能引起争议的决策。……对多数人而言，广泛使用抽签法仅仅是一种省事的手段，一种结果明确、且所有竞争者都可以接受的方式。但也有人认为抽签法含有更为重大的意义……通过这种方式做出的选择会得到某种神圣的认可……

一直到17世纪初期，抽签都被普遍视为一种寻求神圣天命的直接途径。……“抽签是一种宗教行为，通过它我们求助于上帝做出决策，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使用抽签严肃且并不常见。……“当一个人有其他方式可选时，……使用抽签法就是对上帝的试探。”这是中世纪教会的神学家和圣典学者持有的共同立场，后来的清教神甫又重申了相同的观点。严格说来，这些机会游戏……应该完全被禁止，因为它们为了一些不值当的理由而求诸天启。……

……旧时的神裁法被中世纪教会谴责为试探上帝，于13世纪初就被取消了。但是，将抽签用于决定是否有权采取决斗裁判法的做法还是残留了下来……于是，大众对于抽签便有了三种态度：第一种把抽签当作借助上帝之力处理日常事务的工具，由此在中世纪这种裁决法得以广泛运用。第二种日益强大的态度倾向于认为在日常琐事中求助上帝之力是渎神且有罪的。由此，中世纪圣典学者对其加以禁止……。第三种态度带我们进入现代世界，因为它否认抽签具有任何神学意义，或者说它认为抽签不比任何其他事物更具有神学意义。

#摘录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读过《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https://neodb.social/books/7590/

最近一个月读书的时间不太多，更没什么时间做摘录了。终于读完了基思·托马斯这本书，希望以后有时间补一下读书笔记吧。

这书整体上阅读体验非常好，方方面面让我回忆起以前读《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的快乐体验。

关于妖术的几章我觉得是最凸显人类学理论的部分，因此也是我最希望摘录的部分。其次是关于公教与新教对偶然、运气与占卜的不同态度的段落。最后我居然还真的通过本书学到了一点占卜和占星的手法，也蛮有趣的。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摘录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教会如此强大地集社交和管理职能于一身……没有任何一项教会的职能是纯宗教性的。乡村教区是这一行政结构的最底层，用于处理各种世俗诉求。教堂本身就是个重要的事务会面场所。

除国教会以外的其他宗教团体也提供这样全方位的架构。为了达到重塑共同社区价值观的目的，国教反对派密切控制着成员的私生活，并为内部纠纷提供裁定服务，此外，还协调管理成员的私密事务，而染指这类事就连宗教法庭都有所迟疑。……正如现代南非的分离主义教派弥合了那些由对部落的忠诚的衰败引发的隔阂一样，这些新教派在伦敦兴盛不足为奇，因为它让第一代移民找到家的感觉。因此，宗教以其丰富的多维特质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这种地位是巫术信仰无法与之匹敌的。巫术信仰缺乏组织机构、理论体系、道德规范和广泛的社会功能。但是，正统宗教并没能垄断大众的忠诚，反而在诸多方面都难以应对外部的竞争。

#摘录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许多奥布里同时代的人[17世纪]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观点，即那些亵渎或抢劫教堂的人毫无疑问将不得善终。

这种长期的约束力同一个不太严格的基督教会观念连接了起来，这个观念在平常英文谚语中即有所体现，该谚语说，非正当途径获得的事物从不兴旺。这一说法现存有多种版本：“不当所得，轻易获取也会轻易失去”；“不当所得挨不过三轮收成的时间”；抑或是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不义之财传不过三代”。《布道书》宣称：“经验教导我们，万能的上帝绝不会满足第三代继承人享受其祖辈不当资产之要求。”这种传统信仰很好地抑制了各种贪得无厌的行为。譬如，据说剥夺长子的继承权一定会招致噩运，再者就是臭名昭著的家族总是撑不过三代即销声匿迹；……这也预先假定了一个前提，那就是，罪责是会被继承的，且最初的犯罪者死后，整个家族还需继续承担死去的家庭成员的罪。

人们相信上天惩罚确有其事，并随时将其应用于渎神的案例。……1649年的一本小册子问道：“访遍历代年鉴，你能找出一名偷盗教堂圣物者，其后人能繁荣至第三代吗？”

[哈哈哈哈，中国的俗谚则直接说“富贵无三代”，难道是中国人默认所有“富贵”都是“不当所得”么 23333]

#摘录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通过贬低宗教的奇迹功效，并强调个体信仰上帝的重要性，新教改革促成了关于宗教的新概念。今天我们把宗教看成是一种信仰，而不是某种实践活动，它根据信条而不是依据行为状态来界定。

初看起来，宗教改革似乎摒弃了教会施行超自然救助的全部功用，否认了教会仪式的价值，并促使信徒把希望重新寄托在上帝那不可预知的悲悯之上。……为了代替中世纪宗教施与的救助，人们是否必须转而诉诸其他巫术的控制？或者，新教会不会违背初衷，进而发展自己独特的巫术呢？这正是我们下面要涉及的问题。

#摘录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宗教改革之后，法庭仍将宣誓当成保障证词的有力手段……除了再洗礼派教徒，改革者并不完全明确地拒绝使用誓言。……然而，新教徒强调人自身的良心，以前人们因惧怕遭到天惩而中规中矩地生活，现在……转而诉诸虔诚的内心责任感，以此获得良心上的慰藉和满足。……
然而，对不太自觉的人而言，随着遭到天谴的恐惧逐步消退，他们也就不那么在乎誓言的约束了。16世纪和17世纪的人们对伪证的怨言与日俱增，且在此问题上接二连三出台的法令也说明，惩戒违背誓言之行为的世俗约束力是如此的不尽如人意。……
……但是在广阔的商业世界，神之惩罚开始被自私自利所取代，进而变为诚实的评判标准。誓言逐渐被诺言所取代，没有哪个成功的商人敢于破坏自己许下的诺言：正如都铎王朝时期的一位商人所说的：“如果货物丢失了，损失很大；如果时间丢失了，损失将更多；但是，如果丢了信誉，那就什么也不剩了。”只要诚信是人们行为的最佳评判原则，那么，神之惩罚的衰落也就不再重要了。

#摘录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宗教改革之后，所有神学家都教诲说，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要得到上帝的允许才能够发生。贯穿他们著作的共同主题是对偶然事件或意外事件可能性的否认。……

……尽管阿奎那曾强调天命的见解并不拒绝偶然性或运气的存在，像皮尔金顿主教这样的16世纪的作家却能明确地断言，偶然性是不存在的。中世纪的基督徒，从波爱修斯到但丁，在信仰上帝全能的同时也保持着对幸运女神的异教信仰。但是，对于都铎王朝时期的神学家来说，运气这样的念头就是对全能上帝的侮辱。……

当噩运的受害者得知，他的命运由上帝操纵，他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些许慰藉，即便上帝、人和自然的角色有时只是出于精密计算而已。……

正如加尔文指出的，对于那些认为所有事情都是偶然发生，命运反复无常的人来说，日常生活的险恶可能会让他们觉得生活难以忍受。基督徒听从于上帝，他笃信除非上帝允许，否则不会有伤害降落到他身上，而且即使不幸仍然向他袭来，那它们也是为了他好。达文波特主教认为，每一个充分领会了天命之说的人都能“坚毅地忍受他所遭遇的所有不幸”。……

与此同时，天命之说的自我确认特征也是不容忽略的一个问题。因为一个理论一旦被公众接受就很难再被推翻。如果邪恶的人遭遇不幸，显然会被认为是来自上帝的惩罚；而如果一个好人遭受灾祸重创，则会被认为是在经受上帝的考验。对虔诚的基督徒而言，一切进展顺利就该感谢上帝的福泽，然而他不会忧心堕落的邻居为何也诸事顺利，因为他知道世间苦难的缺乏往往是上帝不再恩宠的可怖先兆。的确，许多遇难者的经历恰恰能成为上帝对某些人格外宠爱的佐证。这样一来，宗教通过生命的苦难就得到了稳步巩固。清教徒约翰·董那门认为，现世苦难通常是上帝关爱的表征。事实上，15岁的主教继任者詹姆斯·厄舍在一段时间内确信，若一个人没有明显的困难或良心的烦扰，则说明上帝不再爱他。对于天命的信仰有着相当大的弹性。……但对于信仰不坚之人来讲，所有这些都是倒胃口的说辞……

对于那部分被坏运气所伤的信徒，正确的反应是探究他自己，以便发现是否存在道德上的缺陷而激起上帝的愤怒，或检讨自身是否去除了自身招致上帝有意试探的自满。……

按照惯例，国家的灾祸也被视为上帝对人们罪孽的回应。……因此，无论何时灾祸发生，传道者和时事记录者都会迅速指出，直接根源是人们在道德上的过失。……

疾病的发生尤其易于被赋予神学意义。……

#摘录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当然，如果认为中世纪教会故意为世人提供用超自然手段解决问题的巫术体系，这无疑是对教会职能的明显曲解。教会主要的关切点是超脱尘世的。大多在宗教基础上提出的巫术主张都是寄生于教义的，而这些主张或多或少都曾遭到过教会领袖的有力驳斥。实际上，我们对于迷信的了解大多来自那些谴责迷信的中世纪神学家和教会委员会。……祷告朗诵、圣徒崇拜、圣水的使用和手画十字全部是出于安抚心灵的自愿目的，而非强制所致。……

许多中世纪晚期的神学家就性情而言都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他们更愿意提倡人进行自救的重要性。……这些神学家视圣礼为一种象征性的仪式，而非具有物质效力的手段。教会作为监督机构，热忱地把教众的虔诚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并严密地审查每一起奇迹事件所发表的声明，从而对大众“迷信”起到了很好的管控作用……

然而，有诸多情形都在强化着这样的观念：教会作为一个巫术机构扮演着毫不逊色于其信仰机构的角色。视教会为巫术机构的看法是最初皈依教会时就遗留下来的……真正的困难源于早期的基督教领袖急于将陈旧的异端因素纳入其宗教活动，而不愿意把过于直接地否决其他任何崇拜的观念灌输给新近皈依者……

……每当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教会领袖往往都会放弃反迷信的斗争。……虽然教会高层人士不希望追随者都如此粗俗且迷信，但他们也不愿意劝阻这些信徒……[遗物崇拜等]做法，都可能导致过度应用的后果，但是，只要这种应用促使人们与真正的教会和真实的上帝产生更为紧密的联系，过度或许也就没什么好谴责的了。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崇拜者的意图，而不是引发崇拜所使用的手段。……

总之，至少大多数教士是这样推论的。他们这么做其实是把中世纪教会变成了一个更加灵活的机构，而它的效果可能超出了他们的期望。因为对教会巫术能力的信仰常常构成教众虔诚的基本要素，他们必须宽容地看待这种状况。中世纪神学家和现代史学家倾向于认为，这种宽容的态度仅针对中世纪天主教主体上的附属分支，人们可以通过修剪这些附属物来净化信仰，而这样做并不会影响信仰的本质。……然而，在大众层面上，真正的宗教和寄生在宗教上的迷信之间的严格区别是否成立，仍旧是存在疑问的。……许多教区神职者自己都没有对这二者进行过区分：1538年……一个孩子曾被建议，用圣餐杯分三次喝圣水来治疗他的百日咳，该建议不是由某些无知的教区居民提出的，而是神甫本人提出的。

基思·托马斯这个第二章“中世纪教会的巫术”真的令我大开眼界 2333 我完全没想到以前的人们会认为临终涂油礼是有害的，会导致病人无法康复；我甚至没听说过“安产感谢礼”，而基思·托马斯把它和七件圣事并列。

以前知道中世纪教会的基层充满各类迷信，但基本不了解这些迷信具体采取什么形式、与教会具体有什么关系。基思·托马斯可以说是把我以前不愿直视的东西条分缕析的呈现在我眼前了 2333

注意到这一章中并没有提到与圣秩圣事相关的任何迷信。大概它与平信徒无关，教会的官方教导能更有效对之加以控制吧。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摘录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其他的基督教圣事也都像弥撒一样，引发了一系列相伴而生的信仰。而它们被强加的现实意义是教会领袖们从未宣称过的。在宗教改革前夕，这些仪式大部分已经演变成至关重要的“跨界仪式”。设计这种仪式是为了使人能够更顺利地从一种社会状态跨入到另一种新的阶段，在强调人生新阶段的同时也要获得神的赐福。

象征新生儿成为教会成员的洗礼，对于婴儿转变成完整的人是非常必要的仪式，到13世纪，人们仍认为婴儿在出生的第一个星期内就应受洗。……
同样，人们对坚振礼的仪式也有类似的看法。……尽管人们仍期望坚振礼在孩子非常小的时候举行，但是这两个仪式还是被分开了。13世纪的英格兰主教规定了各种不同的接受坚振礼的最大年龄，从一岁到七岁都有……
还有一种具有极强社会意义的基督教仪式是分娩之后的安产感谢礼或净化礼……
详细述说与婚姻典礼相关的迷信是毫无必要的。……典型的观念认为：只要新娘一直戴着戒指，结婚戒指就会形成一个有效遏制无情和冲突的秘诀。……
……丧葬习俗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丧葬方式有助于缓和死亡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调整。但是，由于它们的特性，在大众心中这种基督教仪式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并没有像其他“跨界仪式”那样以相同的方式得到证实。
然而，在一个人死去之前，他还是会经历七个圣礼中的最后一场圣礼—临终涂油礼。……以平常人的观点看来，这是个可怕的仪式，而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起，人们就有了一个坚定的信念：认为接受临终圣餐实质上就是死亡判决，这将使接受者无法康复。……也许是为了驱散这样的恐惧，教会领袖强调：只要有坚定的信仰，涂油礼促进患者康复是有可能的。……特伦托会议强调指出，仪式可以激发接受者的生存意愿……

#摘录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在漫长的基督教会史中，祭坛的圣礼经历了一场场新的神学解释。到了中世纪晚期，教会圣礼的重点已经从强调信徒参加圣餐仪式转向注重由神甫主持的正式祭祀仪式了。因此，仪式的机械效用便在教众头脑中形成了，该效用运转的关键并不在于已沦为观众的教众是否亲身参与，而仅取决于神甫的特殊能力。所以，参加宗教仪式的普通教众便认为即便不理解其过程，他们仍能从教义中受惠。如果太过无知以致不能跟上某个弥撒的抄本，他们仍被允许背诵自己所知道的任何祈祷词；因此，弥撒、神甫和一般信徒实际上是在分别追求着不同的奉献方式。据说关于这种仪式有一种有名的说法，它运转起来“就像迷惑毒蛇的幻术”。圣餐变体的奇迹之所以奏效，是因为成圣仪式起了“程序性的作用”。神学家颇下了一番心思对“程序性的作用”加以诠释，但是其精微之处仍旧难为大众所理解。凸显其中的巫术观点竟认为：仅仅凭借对仪式语词的发音就能影响物质对象的特征。

……

神甫不希望任何圣化物品被浪费或者被随意抛掷在地上，这种期望更助长了圣体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看法。司祭神甫被要求吃下圣餐杯里的残留物，苍蝇或是任何其他有必要的东西都需吃干净，以确保祭祀用品中没剩下任何食物。人们认为那些没吞下圣餐面包并将其含在口中带回家的领圣餐者将获得强大的巫术力量。他们可以用带回来的圣餐面包治疗瞎子和热病患者；同时，他们也将其带在身边用来防止噩运袭身；或者把面包捣成粉末撒在花园里当作符咒来对付毛毛虫。……有人深信吞下圣餐的罪犯将逃过追捕；还有人坚持认为如果吃圣餐的同时与妇女交流，就可以得到她的爱。16世纪，约翰·贝尔曾抱怨弥撒已经变成了治疗人和牲畜的手段。……由此，第一版《公祷书》坚决要求：司祭长直接将圣餐面包放进领圣餐者的嘴里。

#摘录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总之，贫穷、疾病、无妄之灾成了这段时期社会环境的显著特征。然而，我们不应该犯一个时代性的错误，即假定当时的人就像我们担心这些问题一样而为此担忧。在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人们已然很习惯疾病和短命了。由于清楚地知道孩子可能在襁褓中就会夭折，父母就不急于记住自己孩子的特征了。当一方死亡的时候，丈夫和妻子都很自然地接受再娶和改嫁的想法。穷人看待自己命运的态度似乎是随意且淡泊的。许多中产阶级观察者曾就穷人面临瘟疫危机所呈现的麻木态度发表过评论，并震惊于他们居然不愿遵守出于安全考虑而制定的规章制度。面临饥饿威胁的时候，穷人可以使用暴力来获取食物，但他们对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激进主义无所裨益，而且对于改变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也毫无兴趣。与当今不发达国家的居民不同，那时的穷人对其他国家相对较好的20生活状况知之甚少。他们并不积极投身到社会改革之中，而是转而寻求更直接获得自由的方式。[饮酒、烟草、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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