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Economist #Chaguan #中国纵横https://telegra.ph/%E4%B8%AD%E5%9B%BD%E7%9A%84%E4%BF%A1%E4%BB%BB%E5%8D%B1%E6%9C%BA-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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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父权依旧

中国南方有一处产茶的丘陵，血缘纽带让那里的村庄变得强大。吕处坞村位于福建省一处布满松树林的高地上，村里只有两姓人家。其中，苏家人的势力展示在一栋白墙红柱，写着“苏氏家祠”四个大字的祠堂上，特别引人注目。如果说家族的纽带维系着吕处坞这样的地方，这种维系却是有条件的。一个女性可能在她祖先建设的村庄出生和成长，但若她与外地的男人结婚，按照习俗，她就失去了与她的原声家庭及村庄的这一纽带，成了所谓“外嫁女”，也就是“嫁出去的女儿”。

数百年来，这一严酷的传统导致了无数令人心碎的故事。根据古谚，嫁出去的女儿如同“泼出去的水”一般无用。但如今，集体财产的流失对外嫁女造成的损害越来越大。许多农村土地都出租给了农业公司或用于其他商业用途。从1990年起，中国开始鼓励创建地方持股企业以管理村集体资产，并且分发红利。

单个的村集体和企业可以也确实在剥夺外嫁女享有的集体权利。这些妇女在她们的户口依旧保留在出生地的情况下被剥夺了权利。一些妇女即便因为照顾双亲、守寡或是离婚而回到了自己出生的房屋，也无法对此施张所有权。与此不同，许多男人与外地新娘结婚后数年在外省居住，但只要他们的户口依旧在出生地，他们就能得到土地权益。

这似乎与国家法律相违背——性别平等被庄严写入中国宪法。越来越多的女村民开始认同这一点。她们递交请愿书、组织和平示威以及诉诸法院来捍卫自己的土地权利。吕处坞村分为五个自然村。这五个自然村的若干小组的妇女都提交了诉状。

我们对此印象深刻。茶馆栏目的记者赶往福建的时候，恰好遇见了其中一些人。其中一位被告姓苏——这是自然而然的——此时正在她位于村中的房子里，房子由水泥砌成，铺着地砖。这位苏女士的户口留在吕处坞——她出生与成长之地。她在幼子出生后回到老家，而在此之前，她花了几年时间在一个产煤大省运营一家小卖部。她的幼子在附近学校读书。在父亲于今年去世之前，她父母一直住在这里。当苏氏家祠需要维修的时候，她捐了钱。即便如此，由于她与外省男人——她的丈夫也移居那个产煤大城工作——结婚生子，她已经被视若外族。包括苏女士在内的29人提出了集体诉讼，并赢了官司。她得到了县级法院的判决，支持她作为村集体的一员的身份，并裁定她获得超过50000元赔偿（近7000美元） ——这是政府征用村土地后，她应得的赔偿份额。

苏女士赢得官司之后，表示邻居开始变得“恶毒”。一个村干部对她说，她是个小偷，应该抓进大牢，还说法院判决只是在“帮你擦屁股”。令人吃惊的是，村小组否认了法庭对他们所设立的土地规定拥有管辖权，而事实上，法律在这方面确实模糊不清。村干部拒不遵命，并给了苏女士越来越多的钱试图了结这场官司，当然依旧远远小于50000元。苏女士想向世人告知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而村干部的立场也是寸步不移。她感叹道，她与邻居拥有同一个祖先，“但没有人跟我说。这些都是为了钱，对吗？”

苏女士说对了。一位邻居说起最近的判决，愤怒地说，她当年嫁给吕处坞的男人以后就失去了在娘家的土地权益。既然如此，她不能理解为什么别的外嫁女能得到更多。村党委书记苏强在他的办公室里喝完一小杯茶后，讲述了自然村的干部们与原告妇女们长达数月的谈判，围绕着可能的分钱方案相互讨价还价。苏强一边接连不停地抽着中华烟，一边告诉我们，矛盾点在于土地权益。

村委最终作出了让步。苏强自豪于能够劝说村民修正村规，将土地权益分给读大学或参军的青年人。与其它某些地方不同，吕处坞村为有两个女儿且没有儿子的家庭提供了两个女儿一人份的土地（有两个儿子的家庭则每个儿子都有份）。但这位党委书记表示，如果原告今天能得到想要的条件，以后超过70位妇女都有资格获得同样的权益，而大多数村民都不想给外嫁女“一分钱”。

### 避免激怒性别歧视的大多数

实际上，传统观念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原告团中有两位吕处坞村的老人还记得毛泽东时代，那时村户口和农业集体成员的身份对个人而言是一个累赘，而不是潜在的资源。所有的老妇人都是“外嫁女”。半个世纪前，在需要她们捐赠去修建学校时，她们被视作村集体成员。如今村土地获得补偿资金，她们又被视作局外人。放眼全国，1990年代起，城市附近的地价开始飙升，关于村集体身份的冲突开始爆发。2016年，据中央党校调研，在三个省1300多个村庄中，84%的妇女及其家庭丢失了他们的集体成员权益。

全国人大在考虑修改法律以明确村土地权益以及村集体成员的定义。改革者看到了促进性别平等的机会。然而，姑息大多数人的观点对官员们的可能是最重大的责任——维稳——而言显得更加重要。共产党许诺解救妇女于封建制度的水火之中，从而夺得了大权。如今它却与祖宗之法和父权价值观沆瀣一气。中国的统治者们痴迷于秩序，将其视作权力的附属物。而权力则融入了这个党的血液之中。

#TheEconomist #外刊编译 #Chaguan
（本文原文载于《经济学人》2023年5月27日-6月2日刊“茶馆”栏目，由本帐号翻译。）
中国为何恐惧同性恋权利

社会保守主义以及对境外势力渗透的疑神疑鬼促成了一场镇压
对中国的同性恋社群而言，这是一段孤独又迷茫的日子：这个国家的LGBT支持团体一个又一个地被迫关闭。 这样的镇压运动揭示了习近平主席统治下中国的许多面貌：一个疑神疑鬼，安全机构与意识形态委员们越来越乐此不疲地挥舞镇压铁拳的地方。
当我们又一次听到了同样的消息——警察在讯问同性恋权益的拥护者（有时还有他们的家人）；当我们听到大学的管理者处罚挥舞彩虹旗的学生，或是政府向房东施压去驱赶非营利组织的消息：这些消息表明，性少数造成了一种政治风险。确实，也有一些官员和政府背景的学者将同性恋说成是对中国主流道德的危害，以及对那些年轻人——他们的爱国使命就是为祖国母亲结婚并且多生孩子——的威胁。而在活动者的报道中，比起道德说教，提及更多的是国家安全。尽管身处政治严冬，同性恋群体（以及酒吧和约会应用）享受着比上一代人更多的宽容——但仅仅是在他们闭嘴的时候。在今日中国，组建社群是比成为同性恋更严重的越轨行为。
最近的受害者是北同文化，在5月15日以遭受不可抗力为由宣布关闭。这家机构存在了15年，有一些高光时刻，包括2014年与一家“扭转”同性恋的电击治疗诊所打官司，并获胜。
活动者表示，他们的事业倒退了十年甚至更久。在鲜活的记忆中，中国谴责同性恋为一种外来的精神污染。直到1997年，中国才废除视同性恋为犯罪加以惩罚的法律。2000年，茶馆栏目在第一次派驻北京时，听见有个外国政府部长带着疑惑报道，说一个中国同行宣称中国没有同性恋。重大的改变接踵而至‘。活动者致力于说服中国官员们，他们的活动维系了社会的稳定——而维稳恰好让党困扰其中。一些国家媒体和机构似乎对此表示赞同，并且对同性恋团体举办的健康教育活动和预防HIV的工作加以鼓励。
而2019年，你的专栏记者可能会在广州的咖啡馆里遇到一对同性情侣，他们会热切地描述他们注册为彼此合法的陪伴着的计划。这通往同性婚姻的小小一步，是利用了一个本来用于保护老年人的法律。此后它被富有创造性的律师用来让同性伴侣能够为彼此在他们丧失行动能力，经历手术以及遭受其它身体损害的时候，作出医疗和一些财务方面的决定。在这一年，超过18万名评论者要求中国民法典的立法者颁布新的婚姻规范。许多人建议修改“夫妻”为“伴侣”作为通往同性婚姻的第一步。请愿者中的许多人是由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这样的合法权利团体推动的。从此，这些由同性恋联盟推动的请愿成为中国外交官在外国的提及，用来证明中国允许言论自由并且反对对同性恋人群的歧视，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2月份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而这些口若悬河的外交使节没有提及的是，在中国国内，这些请愿背后的民权社会团体已经被勒令关闭，包括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它在2021年被关停。
大公司在政治压力面前也不得不折腰。2020年，国有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解雇了一个同性恋乘务员——他在一个社交网站上流传的监控视频中亲吻了一个男飞行员。航空公司告诉劳务法庭,如果乘客从视频当中认出他，可能会在半空中引发干扰。2021年，中国无数人使用的消息、电商和社交应用微信封禁了许多发声于性少数话题的帐号，特别是那些由高校学生运营的。近年来，监管者从电视节目中封禁了许多“娘炮”，并且对“耽美”剧——一种擦边球似地展现同性恋情的戏剧——大加挞伐。
同性恋团体努力避免这些麻烦。一个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青年马来西亚学者，Raymond Phang帮助创建了上海骄傲节 (ShanghaiPride)——一个主办同性恋庆典和项目的组织者。他和他的志愿者们曾经努力地让警察相信他们的活动不会带有外来的政治色彩，也不会触碰到涉及台湾的敏感话题，并且不会试图公开游行或者举行户外活动。组织者避免像“Gay Rights Now”这样的标语，据Phang说，“我们不在大陆做这些。我们的行动更加偏向于科普，以及‘性少数不是病’。”他表示，上海骄傲节是幸运的，因为没有志愿者在24小时或48小时内被拘留，而其他团体就没有这么幸运。即便如此，有关部门频繁的来访也让人精疲力竭。2020年，上海骄傲节宣布他们取消所有活动。
其他团体被迫关闭以保证组织者能够从监狱中安全释放，一个现在位于国外的经验丰富的组织者告诉我们。他担忧，当关于共迎挑战的讨论空间消失，年轻人正在感受到孤立。”性少数学生团体以及协会已经变得非常地下了。”

暴君不信任少数人
呃呜，根据党的贫瘠的逻辑，受人诟病本身就是被怀疑的理由。早在习近平时代早期的2012年，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 (Geremie Barmé)就注意到《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此文作者袁鹏是一个研究美国的专家，后来成为国家安全部下属智库的领导人。他在文中指出了美国会在五个方面渗透中国社会：维权律师、地下宗教活动者、异见者、网络领袖以及——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弱势群体。十年过去了，同性恋团体，女权主义者，劳工活动者以及少数民族都被当作会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的工具。在习近平的中国，边缘群体被视作安全的威胁，而非同情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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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又一次听到了同样的消息——警察在讯问同性恋权益的拥护者（有时还有他们的家人）；当我们听到大学的管理者处罚挥舞彩虹旗的学生，或是政府向房东施压去驱赶非营利组织的消息：这些消息表明，性少数造成了一种政治风险。确实，也有一些官员和政府背景的学者将同性恋说成是对中国主流道德的危害，以及对那些年轻人——他们的爱国使命就是为祖国母亲结婚并且多生孩子——的威胁。而在活动者的报道中，比起道德说教，提及更多的是国家安全。尽管身处政治严冬，同性恋群体（以及酒吧和约会应用）享受着比上一代人更多的宽容——但仅仅是在他们闭嘴的时候。在今日中国，组建社群是比成为同性恋更严重的越轨行为。
最近的受害者是北同文化，在5月15日以遭受不可抗力为由宣布关闭。这家机构存在了15年，有一些高光时刻，包括2014年与一家“扭转”同性恋的电击治疗诊所打官司，并获胜。
活动者表示，他们的事业倒退了十年甚至更久。在鲜活的记忆中，中国谴责同性恋为一种外来的精神污染。直到1997年，中国才废除视同性恋为犯罪加以惩罚的法律。2000年，茶馆栏目在第一次派驻北京时，听见有个外国政府部长带着疑惑报道，说一个中国同行宣称中国没有同性恋。重大的改变接踵而至‘。活动者致力于说服中国官员们，他们的活动维系了社会的稳定——而维稳恰好让党困扰其中。一些国家媒体和机构似乎对此表示赞同，并且对同性恋团体举办的健康教育活动和预防HIV的工作加以鼓励。
而2019年，你的专栏记者可能会在广州的咖啡馆里遇到一对同性情侣，他们会热切地描述他们注册为彼此合法的陪伴着的计划。这通往同性婚姻的小小一步，是利用了一个本来用于保护老年人的法律。此后它被富有创造性的律师用来让同性伴侣能够为彼此在他们年纪大，经历手术以及遭受其它身体损害的时候，作出医疗和一些财务方面的决定。在这一年，超过18万名评论者要求中国民法典的立法者颁布新的婚姻规范。许多人建议修改“夫妻”为“伴侣”作为通往同性婚姻的第一步。请愿者中的许多人是由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这样的合法权利团体推动的。从此，这些由同性恋联盟推动的请愿成为中国外交官在外国的提及，用来证明中国允许言论自由并且反对对同性恋人群的歧视，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2月份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而这些口若悬河的外交使节没有提及的是，在中国国内，这些请愿背后的民权社会团体已经被勒令关闭，包括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它在2021年被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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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团体努力避免这些麻烦。一个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青年马来西亚学者，Raymond Phang帮助创建了上海骄傲节 (ShanghaiPride)——一个主办同性恋庆典和项目的组织者。他和他的志愿者们曾经努力地让警察相信他们的活动不会带有外来的政治色彩，也不会触碰到涉及台湾的敏感话题，并且不会试图公开游行或者举行户外活动。组织者避免像“Gay Rights Now”这样的标语，据Phang说，“我们不在大陆做这些。我们的行动更加偏向于科普，以及‘性少数不是病’。”他表示，上海骄傲节是幸运的，因为没有志愿者在24小时或48小时内被拘留，而其他团体就没有这么幸运。即便如此，有关部门频繁的来访也让人精疲力竭。2020年，上海骄傲节宣布他们取消所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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