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文化修养的共同性”它“导致我们所说的认识上的共同体，任何集体都分泌出相当数量的思想、信仰、价值观或叫做现时观；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一目了然、无须证实、无须论证、无须解释的”。这一看法意在说明，公设的观念基础，特别是作为批评家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在面对大众文艺进行理性批评判断时，由于文化日标诉求的差异，很可能导致批评错位因此成为无效的批评、大众文化从本质上说是消费和商业化的,其功能是娱乐的。它在迎合大众消费心理的同时，也从严肃文化那里吸取有影响的叙事策略.比如好莱坞的梦幻制作。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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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的市场化，适应了这个时代的消费要求，也使20世纪以来主流文化“一体化”文化生产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但是，大众文化毕竟是消费性的文化商品，按照理杏德·汉密尔顿的解释，它是“通俗的(为大众欣赏而设计的)短命的(稍现既逝)消费性的(易被忘却)廉价的、大批生产的、年轻的(对象是青年)、诙谐的、色情 、机智而有魅力的恢弘壮举"①用麦克唐纳的话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②因此对大众文化不能用精英或经典的批评尺度去要求。法国文学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罗贝尔·埃斯卡皮曾以文化修养的共同性对其作过精彩的解释，他援引奥尔德斯·赫胥黎有趣的比方说，文化修养恰似一个家族，“这个家族里的全体成员都在追忆家谱上些有名望的人物。就以法国为例：后辈的堂兄弟们回忆着波克兰叔叔机智的俏皮话、笛卡儿兄弟朴素无华的明哲、雨果爷爷辞藻华丽的演说……如同对家族的所有成员都用小名来称呼。外国人在这个圈子里会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不是这个家族的人；换句话说,他没有文化修养。(这是他有另一种文化修养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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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的文化同样存在着两种时间。或者说，在中心城市，在时尚青年或激进的艺术家那里,他们生活在“新潮”或“前卫”的文化时间里。这些人的文化时间表，已经完成了“同国际接轨”。他们不仅习惯于麦当劳、欣赏欧洲杯或世界杯，欣赏NBA总决赛或欧美、港台明星演唱会，更重要的是，泡酒吧、蹦迪，无所事事也无所归依，离群索居或形影相吊，今日同居明日独身，成了部分人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常态。于是，有人断定中国已经进人了“后现代”社会，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还存在另外一种文化时间，或者说在中国的更广大地区,在“老少边穷”地区，有一种文化时间还在缓慢地流淌。他们所接近和欣赏的文化，仍有极强的地域和民族特征。他们对“新潮”、“前卫”不仅不能接受,甚至还深怀反感。你可以居高临下地认为这是落后，保守，不开化，愚昧。但是，指责这种趣味是没有意义的。在不同的文化时间里所形成不同的文化趣味，相互间是难以构成有效批判的。重要的是这不同的文化趣味在实质上也不存在等级关系，因此也就没有哪一种文化更优越的问题。民间的文化和趣昧作为一种存在它仍会顽强地坚持下去。这种差异性的不可改变，就是存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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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曾被冠以“孤军奋战"的“新左派运动”的精神之父，承袭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而丹尼尔·贝尔则被称为“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两人还曾一度交手。但在对付白领的态度上却出人意料地一致。米尔斯说：“‘白领不可能和‘民主的幻想'是一致的。在社会上，它势必导致广泛的异化，留下它没有根基、诚意和历史感的牺牲品。在政治上，它利于在沉默的大众中一种无为观念的延续。”而温文尔雅的贝尔，同样对白领，这群有“中产趣味”的人诉诸于不屑。他们不仅政治上无所作为，而且其文化趣味还有极大的欺诈性。他指出：“在严肃批评家看来，真正的敌人，即最坏的赝品(kitsch),不是汪洋大海般的低劣艺术垃圾，而是中产趣味文化或沿用德怀特·麦克唐纳所贴的标签，即‘中产崇拜'(midcult)。麦克唐纳曾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但中产崇拜或中产阶级文化却有自己的两面招数：它假装尊敬高雅文化的标准，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这些优雅的学者本身就置于“中产阶级"行列之中，但学者的良知和社会批判精神使他们不能抑制对白领、中产趣味的由衷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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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社会在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阶层，即白领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的人数在不断地增长，他们在大公司、文化传播、商业交通以及第三产业的各个部门，他们的身份是经理、业务员、制作人、技术专家和办公室职员等，从事着非直接生产性的管理工作。这些人并不拥有显赫的地位和权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普通人，但对一般劳动者说来，他们又是成功者的象征：他们衣着整洁，表情冷漠，举止高雅地出入银行或馆所，稳定的收人使他们衣食无忧，自信又仿佛有什么压抑。白领不同于传统的中产阶级，他们没有私人资产，没有独立的地位，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一定是个附庸者。“受外力操纵，谨小慎微，痛感精神上的无根无援。从卡夫卡笔下变形为甲虫的小职员开始，直到阿瑟·朱勤剧本中无法适应世态的老推销员之死，白领作为资本主义高度异化的典型产物，理应也势必得到现代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单列检验。白领的社会地位虽然相当暧昧，但实际上却控制了商品的流通和运转，他们都效力于具体的职能部门，因此，无论他们多么彬彬有礼、面带微笑、有足够的耐心，其背后都密切地联系着公司或部门的实际利益。没有任何一个阶层比白领更会精打细算、目标明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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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消费性的娱乐节目形式，要想以不断的出奇出新来满足大众的消费欲望，无疑是一场白日梦。基于大众的消费心理，传媒只有经过有效的“扼制”并使其日常化，才能使大众不断求新的期待得到平息和控制。其中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相对稳定的模式化原则。消费性的文化制品和节目，必须以模式化来稳定消费者的要求。在过去的经验中，凡是被大众接受并具有长久魅力的制品，都是模式化的。比如好莱坞影片、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样板戏、综艺大观、快乐大本营等，它们几乎都有自己成功而成熟的固有模式。这些模式被大众所熟悉，一提到或看到它，就使大众与自己的经验相联系，他们从节目找到了自己习惯的趣味，并因熟悉而有了参与始终的盎然兴趣。大众传媒必须创造模式，创造接受它的、充满了消费渴望的大众。这是传媒与大众冲突有效的减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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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它却其有文化阐释的价值，余英时曾经指出：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不但没有失去它旧日的光板，而且还焕发了新的光辉。中国近代史一连串的“明道救世"的大运动都是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其领导人物都是来自知识阶级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使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把传统的名数纲常看做天经地义。但是这种影响仅限于思想信仰的内容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对公共事物的参与热情，一方面寓示了这一群体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愿望，对整体性目标的极度认同。但同时也鲜明地表达了他们与"修齐治平"、"兼善天下”精神传统的深刻联系。在这一层面上。无论他们的表述多么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特征，他们仍是最传统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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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少年坎坷。在祖国的苦难动荡的岁月中成长起来。我们见过太多的痛苦、太多的泪水，也因此而有机会沉入中国的底层。从劳动着、生活着、承受着苦难的人民中汲取真知和营养，体味着他们的希望和向往什正因为这样的经历。我们反而感到我们生活于其间的其实是一个无泪的民族，这个民族中的大多数人是并不抱怨的，正如阿城在《棋王》中所说的，"烦恼是文人的作料"，所以当我们不再把中国人的愚昧、落后、无知等现象柚出来单独议论和感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民族内在的坚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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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都会相应产生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它服务于维护现存关系的总目的。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个从自然存在物向社会存在物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过程就是教化的过程。俞吾金博士指出：一个人的教化过程就是他学习语言的过程，任何语言的传授都不是空洞的。它总是隐含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内容。因此，意识形态也是“一个人进入并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许可证书。一个人只有通过教化与一种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与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思想的社会认同。所以老黑格尔告诉我们。一个人在社会中接受的教化越多，他在该社会中就愈具有现实力量”。因此，无论个人对意识形态持有怎样的看法，都不能从整体上逃脱它对人的规约与影响。按照曼海姆的说法。他把"意识形式"区分为两种：一种是走向没落的阶级的偏见。也就是"意识形态"；另一种新兴阶段的意识形式。也就是“乌托邦"。每个人都将宿命般地受其一种意识形式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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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对理性、真理、正义、价值、尊严感这些近代以来知识分子赖艺存在的条件和基础的兴趣消逝，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正在被取代。知识分子存在的大本营--大学也不再是文化的基地，不再是思想性生活的园地，也受制于‘消费性’社会生产专用人才（商品）的工场。传统意义上‘传道、授业、解惑’式的教育已经死亡，传统的名著和价值观念无人顾及和关注。‘’与80年代相比，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姿态再也没有优越可言，这就是历史发展渐进与断裂造成的不同的精神状态和话语方式。进入9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已降低到了百年来的最低点，历史断裂造成的精神裂变使这一群体猝不及防。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最初呼唤者，是向着这一方向变革的热情支持者，它不仅体系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历史意识，同时也符合他向往革命的内心需求。革命令人迷恋而沉醉，然而“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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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依靠另一方生存，一方的落败造就另一方的繁荣，一切文化繁荣的年代都是政治衰落的年代。用政治的语言来讲，文化感觉强烈的，通常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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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同于“文明”，时至今日，“文化”在德国语言中即使不是政治的对立面，也几乎可以说与政治相隔遥遥。“文化”的内涵是明确的、温暖的，充满希望；而“政治的”含义是模糊的、冷酷的，前途晦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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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文化的名义远离议会政治的态度，是魏玛共和国为什么没能保持住其民众对它的广泛接纳与情感支援的根源。如果当时能够保持住民众的支持态度的话，那么魏玛共和国便不会沦为纳粹的猎物。首先是法西斯主义，继而是国家社会主义，都展现出强烈的美学魅力。我不认为这种美学魅力是德国历史上最为邪恶时期的一种表面现象，而是将其视为大部分德国资产阶级和许多德国作家、艺术家试图阐释纳粹思想意识魅力根源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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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格有些像人体的皮肤，它或许可以被拉伸——“灵活而有韧性地连续发展”——但是身体无法摆脱它。姿态却不同，它的特点是松散；它就像一件令人喜爱的衣服，人们可以随意穿上或脱掉，也可以根据情绪的变化、流行时尚的改变而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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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和英语中的文化概念也能指涉政治和经济、技术和运动、道德与社会现实，“德国的‘文化’概念则在本质上指向思想、艺术和宗教，而且有一种倾向，就是在这类事物和另一类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之间画出明确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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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奇怪的是，施特劳斯的音乐令人想起对德国城市进行轰炸时的隆隆炮声，恰如丘吉尔对比弗布鲁克勋爵所描述的：“由超重型轰炸机执行的一场彻底的毁灭性的绝杀行为。”在作家泽巴尔德所能回忆起的关于空袭的事情中，有一个听到空袭过程的人所作的描述。他说：“恰恰在达姆施塔特毁灭性的空袭开始之前，收音机中播放了施特劳斯的《魔幻音乐》中的一些歌曲，这些歌曲优雅动听，好像来自精美的洛可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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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崇高的理想，凝重的节操和博大精深的科学、超凡脱俗的艺术，均具有非商业化的特质。强求人类的文化精粹，去符合某种市场价值价格的规则，那只会使科学和文艺都‘’市侩化‘’，丧失去真正进步的可能和希望，历史上和现代的这种事例还少吗？我们必须提高觉悟，纠正‘’市侩化‘’的短视和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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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人并不反对风雅的，他们崇拜风雅，模仿风雅，自以为风雅。没有比‘’雅的这样俗‘’的人更雅了，他们偏是‘’雅的这样俗‘’，古代的Précieuses Ridicules，现代的Not-very-intelligentdia，都是此等人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免不了这种附庸风雅的习气。天下不愁没有雅人和俗人，只没有俗得有勇气的人，甘心呼吸人着市井气，甘心在伊壁鸠鲁的猪圈里打滚，有胆量抬出俗气来跟风雅抵抗，仿佛魔鬼的反对上帝。有这个人么？我们应当向敬礼撒旦一般的敬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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