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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超阶级、超政治的‘纯技术主义’，但他认为，让人们接受马列主义最好的方法与途径，是自由讨论或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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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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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包含必然性越大的判断，就越是自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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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人物。试图消除另一代人的经历是毫无意义的，并且 存在潜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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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内心价值观念与残酷社会现实无法兼容、难以相处的情况下，这些希冀生活得不同于既存社会的中产阶级子女开始寻求一种“另类生活方式”(an alternative lifestyle)。由于这种另类生活方式本质上与主流社会所确立和认同的生活方式截然相反，它被看作是一种反主流或者说反正统生活方式。鉴于媒体和普通民众倾向于从宽泛的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理解文化，喜欢把文化笼统地定义为生活方式（a way of life），所以美国 60 年代中产阶级子女所主张和追求的反主流/反正统生活方式被称作为“反主流/反正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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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成长在美国 40、50 年代中产阶级家庭环境里的年轻一代，当他们成熟长大，亲历 60 年代的美国社会时，发现自己所接受和认同的诸多价值观与盛行于世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差距，甚至是根本性的对立，于是，他们心中便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异化感。无论是非人性的技术官僚治理方式还是压抑窒息的政治社会环境，无论是疯狂的物质追求还是百无聊赖的生活气氛，也无论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冷战思维还是广大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小康即安”心态，抑或是触目惊心、顽固不化的种族歧视和冷漠无情、世态炎凉的人间社会，所有这一切对中产阶级年轻一代中那些具有个性追求、拥有美好理想、期望体验人生、渴望全面自由、主张生活方式丰富多样化的人来说，不仅无法接受，难以容忍，而且有必要予以坚决抵制和竭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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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杂志《时代周刊》于 1951 年 9 月 5 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年轻一代》的封面报道，专门讨论当时美国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文章指出，在对美国 18至 28 岁的青年人作了广泛调查后发现，“坚强的个人主义”精神和“勇敢的企业家开拓干劲”等传统美德已在美国青年一代中“失传”。“丰裕社会”带来的各种物质享受使他们沉迷于舒适安逸的生活，不仅慢慢丧失他们父辈所具有的冒险精神，而且轻易地认同和接受“小康即安”的思维模式。他们既缺乏奋发向上的斗志，又没有大胆探索“新边疆”的勇气，只知一味地寻求和守住一份安定稳当的工作，平平庸庸、安安然然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文章同时指出，美国 50 年代政治沉闷的气氛使得众多青年人对政治失去兴趣。于是，有的选择沉默不语，有的选择远离政治，还有的选择追求其他方面的满足。总之，如同他们在经济生活上力求安稳舒适一样，50 年代的美国青年人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也但求四平八稳，不轻易越雷池半步，导致他们思想和行动上亦步亦趋，人云亦云，既没有个人特性，又缺乏独立思考，以至最终出现了“个人主义走向死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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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解脱措施，布朗呼吁人类回归到自然状态之中，恢复人类自然本色，实行完全自由的性生活方式。简而言之，诺曼·布朗要把弗洛伊德所说的下意识冲动“创造性”地转换成意识层面的主动性行为，即有意识地祛除和消解意识层面的压抑，寻求下意识冲动能给人带来的快活和幸福。他的这些想法和主张颇为嬉皮士们所推崇，后者竭力追求的性自由、性解放和吸毒行为可以在布朗的思想中寻找到有力的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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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由此作出结论说，“所谓复活就是躯体的复活，只是这个躯体不再是个人的躯体，而是全人类的躯体。”其时，躯体已不是肉体之身，而是活力之地，精力之源。一旦“伊德”从个体转换成群体的能量，整个人类将被包容在“一个神秘的、象征性的躯体之内”，最终实现个体与他者、个体与群体、个体与自然的一体化。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布朗提出，人类必须使自己的意识空虚、一无所有，为一体化铺平道路。综观诺曼•布朗的思想，其最突出的一点是，他主张全面、绝对的自由，坚决反对理性主义以任何形式控制和压抑人的自由和需求。在布朗看来，建立在理性主义基之上的现代美国社会一味强调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竭力鼓吹物质消费主义，大肆崇尚自律自制精神，导致人的本能情感、本能欲望、本能需求受到极大的压制。布朗认为，正是“人的意识搅乱了人的本能”，现代人才经常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不快活不幸福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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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美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争辩说，二战之后的美国已进入后工
业社会，权力的内涵不再是“经济资本”，而是“知识资本”。在这个后工业社会里，社会分工极其细化，每一个部门和每一种工作都有其一套“学问”和“规律”，社会成员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为此，他们不得不上大学接受知识和职业方面的训练，以便日后在大公司、政府部门、军队或者教育界谋得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温洋, 1988:46）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如此求学生活的大学生实际上早已成为受压迫的劳动阶级，他们在大学里与其说是在读书求知，不如说是在做学徒工，以便掌握资本主义社会里自我谋生的技能。尽管大多数学生逆来顺受，听从命运安排，但仍有不少学生不愿意屈服，于是遂决定向社会权威挑战。根据这种观点，反正统文化运动之爆发，是因为该运动积极分子意识到了自己这种受压迫的境地，于是他们“揭竿而起”，掀起了这场以反对权势、争取自由为基准的反叛运动。(McClellan, 19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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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此，美国 60 年代的反正统文化运动不妨定义为：20 世纪 60 年代时期，以嬉皮士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对当时的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深感失望和反感，不仅怒斥和拒绝主流文化价值观，而且还提出了一套与之截然相对立的文化价值观，并积极身体力行地将它们付诸于实践，进而掀起了一场规模可观的反主流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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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说，“要不要成为嬉皮士是个极为独特的个人历程”。(Anderson, 1997:131.) 并非一定要留长发、吸毒、参加性狂欢、听摇滚乐、生活在公社里才能成为嬉皮士。也许，许多嬉皮士既没有能力阐述他们的想法，也没有恰当的词语表明他们的存在，但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 ，“ 参加反正统文化 是一种心态 、一种心情 、一 种精神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文化史家彼得·布朗斯坦恩和和历史学家麦克尔·多尔指出，反正统文化运动并非一场运动，而是各种“态度、意向、立场、举动、想法、理想、幻想、生活方式、享乐主义和道德观念的组合。” 这是因为，最初具有这些想法和观念的人，先是以不同于主流文化的方式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有了比较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因此，“反正统文化与其说一种结果还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与其说是一场运动还不如说是一种方向或者说一种意向。”
(Braunstein and Doyle, 2002:.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