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实行党政分开，并非有意使其政治体制朝向民主政治的方向迈进。只是它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种党政分开的地方党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党治权威和党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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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进步的暴力便叫做革命。暴力过去以后，人们就认识到这一点：人类受到了呵斥，但是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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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的这种艺术的注意规则如下：
（1）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干到底。
（2）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在决定性的关头，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训练，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采取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必须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不放过敌军被分散的时机。
（5）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便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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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决策时善于从当时的政治力量的对比中作出正确的判断，依锯当时政治势力的对比变化来制定党的行动方针。在列守看来，目的是一个，但手段和行动策略存在多种选择。昨天正确的东西，今天未必就正确；同样，今天正确的东西，明天有可能依据情况的变化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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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的换马是“最恶劣的手法”，他告诫人民不要把愤怒转移到个别人身上。列宁说：“整个临时政府是资本阶级的政府。问题在于阶级，而不在于个人。攻击米留可夫个人，直接或间接地要求把他免职，这是毫无意义的滑稽剧，因为只要执政的阶级没有更换，人员的任何更换都是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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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三友社工人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行动策略，将纠纷“闹”大，逼迫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向弱势的工人一方倾斜，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打破惯常在劳资之间所采取的“兼顾”、“平衡”和“协调”的政策取向。三友社工人在将纠纷“闹”大的过程中，又存在一条虽然模糊，却又无时不在的行动界限，即自始至终采取和平的“闹事”方式，如频繁地请愿上访，三番五次地发表通电宣言，乃至组织绝食团、哭诉团等。这些行为既达到了将事情“闹”大的目的，又没有给国民党当局留下煽动阶级斗争的口实，相反却让资方承担了破坏社会安定和危害党治秩序的责任。在这一过程中，劳方较好地把握了“闹”的边界（度）: “闹”轻了，得不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闹”过头了，又可能招致国民党当局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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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孙中山联俄的兴趣点主要在如何得到苏俄的军事和物质援助上，而非引进苏维埃的政治制度或借鉴俄共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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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成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的头破血流。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失去清醒的头脑，异想天开地认为‘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活动领域都一定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完成一切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毁灭（是指他们的事业由于内因而不是由于外因而失败）。”
列宁还说：“应该尽量少干蠢事，尽快地纠正已经干了的蠢事，尽量冷静地考虑：在什么时候，哪些任务可以用革命方法完成，哪些任务不能用革命方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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